艺术史学理论与一般史学理论的基本构成有许多相近之处，其涉及的“三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且这“三论”各有侧重，相互关联。就史学理论研究而言，由这“三论”建构起的观点、立场和方向，均能体现出史学探究的广度和深度，也由此勾勒出史学发展的规律。艺术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部门史学也都互相影响，其范围之广如同一般史学一样，有着自己的认知世界。故而由“三论”演绎出来的知识谱系涉及知识结构与学术系统的构建问题，犹如家族族谱一样，是在不断发展中与时俱进形成的树状分布，具体阐述如下： “本体论”关注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诸如历史叙事与历史表现，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以及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等。所谓“本体”概念，在古希腊哲学史上确有其渊源，即从米利都学派开始。①“本原”(希腊文arché，又译为“始基”)——希腊早期哲学家致力于探索构成事物认识的最基本元素，“本体论”明确探究世界的本原。故而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中，各派哲学家都力图把世界的存在归结为某种物质的、精神的、实体的，抑或是某种抽象的原则。就艺术史学而言，“本体论”涉及的问题便是探讨艺术史学概念范畴与基本规律，艺术史学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艺术史学求真和寓意等。当然，要明确艺术史学本体论，而不是艺术史本体论，关键是理解前者着重于解释艺术史学的定义、特征、结构和功能等基础性问题。 “认识论”关注史学研究的本质与结构，以及与客观认识相关联的问题，即以认识论为前提，针对史学发展及规律阐述史观。具体而言，在史学认识过程中，作为认识主体的史学家和作为认识客体的客观历史本身，会构成史学认识的两极，这两极相互作用，形成史学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推进过程。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必然需要回答作为认识客体的史学是什么？其构成和内容是什么？作为认识主体的史学家如何构筑自己的认识理路，选择怎样的认识方式，进而达到对被认识客体的史观真实揭示。诚如英国科学哲学史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1922-1974)②就科学编史学提出的研究纲领所主张的，对认识论解释与科学编史学研究的内在关联性进行对比分析，促进了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关系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科学史学的理解。拉卡托斯以历史哲学的认识论批判性地揭示了以本体论方式认识历史过程中所忽视的历史认识机制问题，从而摆脱了科学主义的藩篱，使历史学的人文内涵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③就我国现当代史学研究而言，认识论的作用在史学前辈范文澜等自延安时期以来确立的“新传统史学”中有突出的体现。其特点：一是有别于梁启超创立的“新史学”认识论；二是有别于梁氏以前的“传统史学”认识论。其“新”表现为在理论构架中融入近代以来传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将辩证法运用于史学认识论，将“传统”作为一种史学模式，即以认识论的唯物史观来对待客观实在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史学研究。④ 将史学研究的认识论置于艺术史学研究当中进行考察，一是关注艺术史的观念呈现，观念是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上的一系列探讨问题的思维形式。如艺术史的“迭代性”意识，就是从艺术家的思想观念出发，特别是与时代艺术思潮产生联系，以认识的形态将艺术史发生、发展及其叙事确定为植根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迭代性，体现出应有意识和能力的认知与实践的认识论观点。 二是关注艺术史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认识论，这是利用分析模型(以相似理论建立模型进行比较)再现历史的认识方法，有史学创造力的显现，其本身就是对历史演变的认识论体现，所要研究的就是这种认识(知识)是如何变化而来。从《后汉书·舆服志》直到《清史稿·舆服志》，可谓我国古代社会官制衣冠服饰敷演、变化、发展和沿革的“历史模型”，而针对其采用分析模型的探究，自然就形成历史的认识论。艺术史上发生的表象改变，正是我们理解和观察艺术世界需要认识的，而种种表象又随着再现我们的认识而发展着，即是说我们的认识对象不仅有历史的变化，而且也伴随着我们认识模式本身的改变而变化。认识模式的变化与社会和历史实践是密切关联的。 综上所述，“本体论”是对历史过程本身性质和特点的认识，核心是探讨史观构成的种种因素；“认识论”则是对历史认知性质特点的认识(既包括对历史现象的认识，也包括对一般历史过程性质特点总的认识)。“本体论”是核心，起着对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认识论”是与史学研究相互联系的理论实践，促进“本体论”的发展。“本体论”是构成“史观”的基础，侧重思想层面的解释；“认识论”是对史实的认识方式，是“史识”产生的基础。 可是，我国过往史学研究对这“三论”关注程度并不高，主要受传统治史和史学思想的影响，过于注重史料积累与以经解经或引经注律，因而对史学方法论及方法问题的探讨甚少。史学方法论及方法是由史学观点所指导的，是判断史观的基本方略。研究艺术史学并作出科学的结论，扩大艺术史学探究领域，丰富艺术史学知识，将艺术史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比较高的水平是绝对离不开史学方法论的。与上述两论形成密切关联的“方法论”，便是艺术史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是本文探讨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知识谱系绕不开的重要题域。 “方法论”可以理解为与两论关联而获得的对史学研究的一种确认。要想判断出什么是史学研究主要的对象或目标，以及如何运用思想来整理史料，归纳史脉逻辑，等等，都离不开方法论给予的揭示与方法路径的支持，核心就是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方法。其实，这一核心理念在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中有所包含，即强调“历史和逻辑相一致”。⑤当然，这是西方史学辩证法讲究的逻辑。我国传统史学亦有辩证法，但讲究的是从感悟、从内心体验而出。可是，东西方史观的认识其实是殊途归一的，都讲究从“历史感”中获得，这种获得多少都集中体现着“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原则。进言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具有艺术史学特殊性的层级阐释，即根据艺术史发展进程“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形态特征，可归纳并划分出两个层级：一是局限于各门类艺术史学研究，相对来说，属于较为独立的研究形态，亦可称之为原生状艺术史，属于第一层级的艺术史学研究；二是明显的跨学科艺术史研究，涉及领域较为广泛，既有各门类艺术史的相互跨界，亦有多学科间的跨界融合，亦可称之为共生状艺术史，属于第二层级的艺术史学研究。前者构成的史学路径与方法，尺度相对较小，但细节极为丰富，作为艺术史最为本质和基础性的研究，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其内部应该包含着一系列属于第二层级的艺术史形态，而且这些艺术史形态都具有自身演化和依次替代的史学规律，如此能够更确切地理解这一艺术史形态。第二层级的艺术史是本文主张的艺术史学研究主体，突出跨界域融合，尺度相对较大，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是艺术史学研究发展的新阶段，包含着一系列有待展现或展开的艺术史多重而复杂的史学研究形态，更多呈现出具有历史哲学的研究框架，有利于阐释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的发展，也有利于更好地定位艺术史作为学科的方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