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内需不足,制约着经济发展。教育在适度增加居民消费,扩大内需中具有独特效用。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要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强调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本文在分析扩大内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基础上,构建教育在其中作用的理论框架,并通过实证研究,探讨“教育—消费—经济增长”的链接关系,以期为增强教育在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提供有益参考。 一、扩大内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十四五”期间,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高收入国家的基本门槛是人均国民收入(GNI)达到1.24万美元,2019年我国的人均GNI为1.04万美元。如果我国经济能够成功地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从“投资驱动、出口导向”向“创新驱动、内需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型,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速,那么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将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保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实现可持续增长。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才能实现充分就业这一民生之本,巩固扶贫脱贫成果,调节经济收入结构,促进经济公平与社会和谐,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复杂严峻,要求我们进一步引领和扩大消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事实上,近十几年来,我国一直在强调扩大内需,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从2006年的67%下降到2019年的32%。尽管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是在高收入的大型经济体中,我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依然偏高。同时,我国的储蓄率偏高,2008年我国的储蓄率达到51.8%,近年来虽然降至45%左右,但依然为全球最高。适当提升居民消费,扩大内需,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重要问题之一。马克思(Marx,K.)指出:“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1]多年来,我国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消费”的特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使得我国消费率进一步下降。2019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8.5%,而同期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达到59%,比我国高出20个百分点。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美国居民消费率超过68%,在新兴经济体中,巴西和印度的这一数值分别为64.7%和59.3%,均高于中国水平。(见图1)
图1 2019年部分国家和地区居民消费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 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经济循环中,消费是释放内需潜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主要着力点,也是我国“十四五”期间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这一基点可以理解为两个层面:一是在当前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加快培育和扩大新型消费,以消费升级推动供给创新;二是以供给创新刺激需求,创造需求,引领消费,使我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可持续发展格局。这必须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而不是短期的权宜之计。2020年3月以来,多地发放消费券,个别地方甚至鼓励地摊经济,甚至有人提出减少国民教育开支的比重,从而为其他领域的消费增长留出更多空间。这些都是难以持续的短期行为。要探讨教育在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就必须首先理解教育在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上的影响。 二、教育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机制 教育可以适度增加居民消费,扩大内需,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这一机制进行探讨,以明晰教育对扩大内需的内在机制。 第一,我国消费偏低、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过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算,近年来,我国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45~0.48。2020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人均月可支配收入为2682元。其中,低收入群体过大,有近6亿人月收入1000元左右,中等收入群体偏小。当前,一般的看法是,我国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只占我国人口总数的不到30%。国际上通常认为,在一个现代社会中,中等收入群体应达到60%~70%。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要构建系统性的框架以及多方面的政策。其中,大力发展公平优质教育是积极有效的措施。在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相应的社会政策框架下,当受过较高较好教育的群体(如受过高等教育的企业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扩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人数不断增加时,其竞争优势将有所降低,其收入水平也会随之降低。与此同时,原本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如受过中等教育的蓝领,电工、水暖工和建筑工人等)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人数减少,其竞争优势提高,收入水平也会相应提高。[2](见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