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21)06-0152-12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专题讨论) 五四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开端和起始，其预示了某种历史发动的产生。这种历史发动除了译介、传播层面上的具体表现之外，对于思想进路方面的考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而要考察这些内容，首先要回到文本，认真考察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过程中究竟哪些文本、哪些理论与思想在中国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与作用。如果说译介、传播层面上的成绩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条件化”和“催发性”的因素的话，那么，在深层次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实质性接受与影响才是内在的思想融通与推动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文本不仅仅是译介与传播的媒介、对象，更是结果和标志。在文本层面上，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五四时期中国特殊的社会思想演进、文艺观念发展以及理论批评认识方面的深层关系更立体地展现出来；文本要素还展现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历史发动的思想进路，这种思想进路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内在精神脉络。本文拟从文本考察层面探究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内在发展，以期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文本研究、文学影响研究和理论促进研究提供一种参考视角。 一、两种文本层次：“经典文本”与“研说文本” 五四时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初始阶段，很多研究者称之为“早期传播”。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传播是“初步”的，与后来的大范围的、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著述、观念的传播引用乃至当今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社会文化思想有很大的差别，这是一种历史的事实，同时也是受历史条件限制和影响所致。任何思想的传播接受都会经历这一历史过程，更何况，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理论思想，在当时中国社会特有的环境下，其被认同、接受和信任自然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有特殊的路径与方式。但这个过程还是发生了。在多种条件的促发下，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呈现出一定的繁荣态势，这种繁荣态势有多种表现，但最重要的还是基本的文本层面上的表现。所以，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内在精神脉络首先离不开深入细致的文本考察。文本考察既是深入展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历史发动的基本方式，更主要的是在经典文献和理论内容的层面上，文本考察是探究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传播内容与影响的重要途径。 “文本考察”，顾名思义需先从文本开始。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传播都有哪些文本？这需要回到历史语境，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的具体传播译介过程谈起。从文本层面看，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过程中文本译介与传播有两个层次：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典文献，可以称为“经典文本”。五四时期，完整译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主要有《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资本论》《哲学的贫困》《哥达纲领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论》《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所译介的“经典文本”虽然不多，但意义重大。 五四时期第一个被成功完整译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是《共产党宣言》，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意义是标志性的，也是无可替代的。尽管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有李提摩太、梁启超、马君武、朱执信等一批学人在不同的理论著述中提到《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资本论》等著作，但均是较为零散和片段的介绍，无论是从翻译的质量，还是理论译介的水平，都很难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中起到实质鲜明的作用。直到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的完整出版，真正的经典文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才被中国所接受。比如，从五四时期的思想论争来看，《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影响广泛，其引发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讨论的高潮，其中明确引述《共产党宣言》的文章就有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胡汉民的《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李达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施存统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李汉俊的《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还较为深入完整地阐释了《共产党宣言》中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成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重要的引路人。至于《共产党宣言》的完整译介还影响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则更显示出它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除了《共产党宣言》之外，五四时期获得较为完整地译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还有《资本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十分难得的收获，也是难度较大的传播工作。特别是《资本论》的译介过程，历史跨度较长，产生的理论应用较早，理论影响更是不可估量。《资本论》的译介过程本身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在中国传播的一段“理论传奇”。1903年2月，马君武在《译书汇编》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最早提到《资本论》，马君武主要分析论述社会主义思想，并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进行比较，其中在社会党巨子所著书系介绍中列举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著作，除了《资本论》，还有《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政治经济学批判》；1906年1月和4月，《民报》第2、3号刊载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对马克思生平著述做小传，提及《资本论》。接着是李大钊1918年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10月15日)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919年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刊载《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初步引介《资本论》，并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被称为“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南杨北李”[1]577的杨匏安1919年10月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简要介绍分析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中的有关思想。以上这些对《资本论》的翻译介绍仍然是初步的、零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