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作 者:

作者简介:
马躏非,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duduma_95@hotmail.com。

原文出处: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前,在西方艺术史研究领域,风格主义、图像学及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十分盛行,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史研究,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艺术理论方面的论述为随后的艺术史研究确立了艺术社会史的学术基调。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被自觉运用于艺术史研究。一些艺术史学家在关注艺术内容的社会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艺术形式的社会性,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工业”和“社会批判”理论,对艺术发展的内在社会动因和艺术现象中所透射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复杂内涵进行深入剖析。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史研究与“新艺术史”融合,对传统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了质疑、批判,借鉴精神分析、符号学和女性主义等后现代主义理论,探讨了艺术中的性别、政治、种族等问题,揭示了艺术生成语境的丰富性。


期刊代号:J0
分类名称:艺术学理论
复印期号:2021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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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末,随着维也纳美术史学派的崛起,艺术史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在西方大学和研究机构中设立,很多德语国家的大学都设有美术史的教席。进入20世纪,艺术史的研究和写作在逐渐走向专业化、学术化的过程中,开始注重借鉴历史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使得艺术史研究突破了图像、风格的传统路径,从艺术与社会关系的视角为自身寻求更为广阔的阐释空间,在更宏大的社会语境、知识语境中重塑了艺术史的学科地位。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被一些西方艺术史家所采用,并成为艺术史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学术流派。一些艺术史家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探寻艺术发展的规律及成因,例如,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理论来解释艺术现象、用“艺术生产”及“异化”理论来阐释艺术创作、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来解释艺术管理、经营和艺术市场等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史研究先后出现了20世纪上半叶的艺术社会史和80年代以来的新艺术史两次浪潮,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果。本文拟在对艺术社会史和新艺术史进行学术谱系梳理的基础上,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学”的提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艺术史研究领域,形式主义、图像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十分盛行。以维也纳大学美术史研究为核心的维也纳学派建立了艺术风格史的方法,维克霍夫、李格尔、施洛塞尔等都是该学派的中坚力量。所谓的艺术风格史,就是基于艺术内在的形式变化来探究艺术发展规律,并将艺术风格形成演变的动因归结为“艺术意志”,将其视为一个时代的集体意识。在李格尔看来,艺术形式和风格就像有机体一样有生命和意愿,“由于艺术意志既与艺术家的意志相区别,又与艺术家所处时代的意志相区别,所以只能通过对一些来自先验范畴的现象的阐释才能对这一概念进行把握”①。随后的沃尔夫林、罗杰·弗莱和克莱夫·贝尔等人在李格尔艺术风格史的基础上,将形式主义艺术史发扬光大。沃尔夫林力图创建一部“无名艺术史”,之所以“无名”,是因为他把“风格变化的解释和说明作为美术史的首要任务”②,着眼于艺术品本身的形式因素来分析美术史中风格的变化。

       以瓦尔堡学派为代表的图像学艺术史研究则是将图像置于艺术史序列中,探究该图像在艺术史发展中的形式和寓意上的演变,从而揭示图像发展背后所隐含的历史、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意蕴。图像学艺术史研究具有跨学科特点,不仅需要具备艺术史研究的专业能力和思维方式,还需要借鉴哲学史、科技史、文学史、宗教史、社会史、思想史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潘诺夫斯基是图像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其《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是图像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与此同时,产生于19世纪末的实验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理论,以及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认知心理学,都对艺术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阿恩海姆受格式塔心理学启发,其著作《艺术与视知觉:创造之眼的心理学》从视觉艺术角度进行知觉心理学研究,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格式塔心理学美学体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艺术史学蓬勃发展的同时,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也活跃于欧洲各国。此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方法正处于不断修正、完善阶段,在西方艺术史研究领域,并没有学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只有少数学者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涉及一些艺术理论方面的问题,但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史研究。

       虽然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对艺术史及文艺理论做过专门的研究,但在其著作中却不乏很多与文艺理论相关的观点。例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艺术生产”理论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研究的基石。马克思将审美领域的艺术创作以精神生产这种特殊方式置于经济学领域来考察,强调艺术是生产的一种特殊形态,其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不可避免地要受物质生产水平的制约,需要从社会物质生产的实践中获得对艺术的最终解释,从而彻底颠覆了西方艺术史长期以来以图像、风格为主导的学科范式。此外,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有很多虽然不直接与艺术相关,但由此可以引申到艺术领域的理论,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唯物史观的阐述、《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论述等。这些原典和理论对后世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艺术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马克思主义艺术史的研究和写作奠定了理论基础。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为马克思主义艺术科学奠定了哲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的基础,而且亲自在艺术理论包括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做了一系列带有示范意义的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意蕴深邃的范畴、概念、命题、学说。这些范畴、概念、命题、学说对于马克思主义艺术学而言,具有‘学科胚胎’的巨大理论价值。”③。

       在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普列汉诺夫在艺术理论方面的学术贡献很大。虽然他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艺术社会学”这个概念,但他的所有关于文艺理论的观点都是以社会学为根基的。他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艺术的阶级性和社会意识内容。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书中,普列汉诺夫探讨了艺术起源于劳动、艺术的美感特征、艺术的本质与社会作用、艺术与社会心理的关系等问题。在谈到艺术的美感特征时,他提出“美感具有客观的社会功利性”,审美活动源于人类的功利活动,而功利性本身就是“审美享受的基础”。④在探讨艺术的本质时,普列汉诺夫认为,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在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社会意识形态,但又具有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此外,他运用社会心理理论来解读艺术创作的动机和心理,反对机械的艺术反映论,强调艺术既是社会生活的再现,也是艺术家思想情感的表现。这些观点对其后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史研究具有启示作用。所以,鲁迅称普列汉诺夫“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锄锹,掘通了文艺领域的第一个”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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