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清谈经历了从政治批评到玄学探究的研究转向。清谈误国之说在清谈盛行的两晋时代就已出现，并成为古代学者的主要评价取向。在20世纪，魏晋清谈被视为以求理为目的的论辩活动，成为玄学研究的重要载体。进入21世纪以来，出现了第三种研究视角，即从美学的角度探讨它的审美属性。这是对魏晋清谈之本色的还原。自何晏始，魏晋名士就沉浸于清谈之中，《世说新语》中用于描述清谈的词汇，如“以写其怀”“时复造心”“厌心”“抃舞”“嗟咏二家之美”“萧然自得”等，时时表露出清谈场上的胜流君子如何以审美的态度对待清谈以及获得艺术陶冶的沉醉式愉悦。现有研究多聚焦于魏晋清谈的语言艺术特征[1]。然而，如果美感仅仅源自辞采声韵，魏晋清谈作为当时士人趋之若鹜的审美活动似乎缺少了必然的理由。魏晋时期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创作呈现出繁荣景象。陆机将当时的文学创作倾向概括为“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2]，这与清谈所追求的文辞之美如出一辙。换句话说，清谈作为一种满足魏晋人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愉悦的独特活动尚缺乏其独特价值。那么，魏晋清谈是否还有其他使之成为美的艺术的重要特征呢？本文认为，魏晋清谈是一种综合的美的艺术，有其独特的艺术精神。 一、理趣：魏晋清谈的审美基点 前辈学者对魏晋清谈的艺术属性早有认识。宗白华曾说，魏晋清谈虽以探求玄理为动机和目的，但晋人的艺术气质使这种学术上的论辩活动“成为一种艺术创作”[3]。他似乎认同这样的观点：艺术上的成就只是魏晋清谈的衍生物，其本意在求知。汤用彤持论稍异，他说：“夫清谈之资，本在名理，而其末流则重在言语之风流蕴藉，文章之绮丽华贵。”[4]钱穆仍其议论，称清谈是魏晋玄学的讹变，早期玄学家都怀有关怀现实的济世精神而不废儒学，衣冠南渡以后，“门第中人乃渐以清谈为社交应酬之用”，“各标风致，互骋才锋，实非思想上研核真理探索精微之态度，而仅为日常人生活中一种游戏而已”[5]。钱穆的批评有其合理之处，东晋清谈的确出现了一种脱离现实、无关政治的倾向。然而，东晋并未因清谈而误国。两代名相王导与谢安均主持和参与清谈活动，这丝毫不妨害他们在政治上的伟业。相反，正是因为被当作一种游戏，清谈得以成为一种艺术的活动。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学者马瑞志(Richard B.Mather)在翻译《世说新语》的过程中，曾把清谈称作“对话的艺术”(art of conversation)。但他同时以“美的艺术”(fine art)来描述《言语》篇中充满巧趣和机锋的人物对话。这种用法的差异暗含了一种模糊的看法，即清谈所展现的是一种言说或论辩的技艺，而非一种真正的美的艺术[6]。这种模糊性源于对清谈的本质的理解。把清谈视为一种学术性的论辩活动，是学界普遍认同的观念。唐翼明教授曾给魏晋清谈下过一个完整的定义，魏晋清谈“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和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法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7]。王晓毅教授也说，清谈是一种“既探求真理，又获得精神娱乐的学术辩论”[8]。尽管二人都肯定了清谈的技巧性和娱乐性，却又都把它定性为一种学术行为，而非自为的艺术。 18世纪中叶，法国神父夏尔·巴图在《归结为同一原理的美的艺术》中将以自身为目的的诗歌、绘画、音乐、雕塑和舞蹈纳入了“美的艺术”的范畴，以区别于以实用为目的的机械技艺，从而确立了艺术之为艺术的评判标准。清谈能否成为一种美的艺术，判断的依据是，它具有什么样的目的，是学术上的、政治上的还是为了自觉的审美。在陈寅恪看来，清谈是对抽象玄理的讨论，这种学术性活动在前期有其政治上的关联性，是党派立场和利益的表征，而南渡之后的清谈活动失去了政治上的功利色彩，成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9]。有不少人倾向于将清谈与玄学等而视之，从中发掘和提炼魏晋时代的哲学思想。唐翼明认为，魏晋清谈兼有“求理”与“求美”的双重追求，且“早期的清谈求理的一面超过求美的一面，学术探讨的意识较浓，说理贵简约、贵理中，不涉或少涉意气；东晋以后，清谈中求美的倾向渐渐增强，游戏的意味渐渐增多，语言也就由贵简至渐渐变为贵华美、贵词条丰赡”[10]。只要验诸王衍对郭象以及谢安对王濛清谈风格的评价——前者“如悬河写水，注而不竭”[11]，后者“语甚不多”[12]，就足可证明他对前后期清谈语言特色的概括的失当。早期清谈同样看重文辞之美。管辂曾与裴徽论及何晏的清谈风格，二人皆认为他“辞妙于理”[13]。更值得注意的是，将“求理”与“求美”相对立的做法实际上受到了西方哲学理性与感性二分模式的影响。正是在这种模式下，德国人鲍姆加登将感性事物作为美学的对象，席勒以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的二元论来进行美的分析，诗与哲学之争也自柏拉图以来就成为不断被提及与争论的话题。然而，魏晋清谈并不是一项搜肠刮肚式的苦差事，而是要获得一种“理趣”。他们的致思与论辩始终以探求玄理的趣味为驱动，故而才能从抽象的思辨活动中获得精神愉悦。 西晋乐广“尤善谈论，每以约言析理，以厌人之心”[14]。他的清谈以语言“简至”著称，按理说，这是难以凭借语言艺术吸引人的，却能够给人以极大的精神享受，得到当时名士群体的普遍钦赏。卫瓘曾在正始年间参加过何晏等人的清谈活动，在见到乐广之后，不禁感叹道：“自昔诸贤既没，常恐微言将绝，而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15]乐广延续了正始清谈言辞精简、以理取胜的风格。追求理趣的时代审美风气也体现在玄言诗上。虽然玄言诗在南朝遭到了普遍批评，现代人也常以纯文学的眼光否定它的艺术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彼时的士族阶层确实能够从中品味到美的愉悦，故有“妙绝时人”之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