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看，形而上学的终结都可以说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哲学事件。在黑格尔称之为“厮杀战场”的哲学疆界，雄踞西方两千多年之久的传统形而上学被逐渐销蚀瓦解，最后轰然崩溃坍塌，哲学因而进入其终结阶段，理论也因而进入其后理论时代。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动摇和瓦解了西方文化思想的根基，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代文化思想知识生产的结构谱系，其震荡与断裂的强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在当代文化思想转型过程中，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语言分析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发动了最为有效的攻击。语言学转向不仅宣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瓦解，同时也宣告了传统本体论艺术哲学、传统本质主义艺术理论的瓦解——传统形而上学美学或艺术哲学因之进入其终结阶段。 在此，我们以语言分析哲学清洗形而上学为重点考察对象，重新思考传统形而上学如何在语言学转向中走向瓦解，进而追问形而上学瓦解之后，是否还需要探寻艺术本体等问题？是否还需要探寻艺术的定义？如果依然还需要的话，它将迫使我们从理论的层面上继续追问艺术本源等相关问题。那么，这种追问与以往的“本质主义”提问方式，将会有怎样的区别或不同？这种追问与以往的艺术定义方式，将会有怎样的变异或旨趣？ 一、本质主义艺术定义方式的无效 众所周知，在颠覆瓦解传统形而上学的进程中，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语言分析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发动了最为有效的攻击。语言分析哲学宣告了以往形而上学的伪假性，宣判了以往哲学形而上学命题的失效或无效，从而启动了“拒斥形而上学”的语言哲学转向，因而，语言哲学转向被称之为继康德之后哲学史上的第二次“哥白尼式的革命”。 在语言分析哲学家看来，那些争执不休的玄而又玄的哲学命题，其实质都可以还原或简化为语言逻辑问题。在对传统哲学命题进行一番分析检视后，维特根斯坦宣告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关于哲学问题的大多数命题或问题，与其说是虚假的，不如说是无谓的。因此我们根本不能回答这一类问题，我们只能确定它们荒谬无稽的性质。哲学家们的大多数问题和命题的来由是我们不了解我们的语言逻辑。”[1]38这之后，另一位分析哲学代表人物卡尔纳普又做了进一步的阐扬：逻辑分析揭示了形而上学的断言陈述是假陈述，因而哲学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都是无意义的。在著名的《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一文中，卡尔纳普写到：“从古希腊的怀疑派起，到十九世纪的经验主义者为止，有过不少反对形而上学的人。各式各样的批评都提出过。许多人宣称，形而上学的学说与我们的经验知识矛盾，因而是假的。另一些人则根据形而上学问题越出人类知识的界限，认为它是不可靠的。许多反对形而上学的人宣称，研究形而上学问题是徒劳的……现代逻辑的发展，已经使我们有可能对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问题提出新的、更明确的回答……在形而上学领域里，包括全部价值哲学和规范理论，逻辑分析得出反面结论：这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全都是无意义的。这就做到了彻底清除形而上学，这是早期的反形而上学观点还不可能做到的。”[2]6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下，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将一切关于超验的追问判为逻辑的谬误，将一切关于价值的追问判为假伪的命题。这样就把以往哲学中的本体论（关于事物本质、本源、本体的追问）和价值论（关于存在的意义、信仰、价值的追问）两个主题清理弃置于哲学运思的大门之外。因为“形而上学整个是由这些假陈述组成的”[2]7。传统哲学中所谓本源、本质、本体、本性、绝对性、物质、精神等概念和命题都不过是超出经验、超出现象、无法证实的语言伪设，因而都是伪命题，必须予以清除，只有这样才可能确保哲学运思逻辑的明晰有效性。据此，语言分析哲学在清理语言的过程中，直接宣判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宣判了本质主义提问方式的终结。正如语言学转向宣告了传统形而上学终结一样，与之息息相关，传统本体论艺术哲学、传统本质主义艺术理论，即传统形而上学美学或艺术哲学也随之进入其终结阶段。一直以来，“研究艺术的本质主义者则坚信：某些特征肯定对审美体验具有本质意义，所有艺术都具有这些共同特征……这种根据本质主义术语来研究美学的主张，最终引起人们的疑问。重新思考形形色色的哲学本质主义，是维特根斯坦及其追随者的主要贡献之一”[3]48。总之，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不仅带来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瓦解，同样，也带来了建基形而上学之上的传统美学理论或艺术理论的变革与转型。 就艺术理论来说，形而上学的终结意味着以往建基于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所有关于艺术本质的理论言说都被宣布为无效，以至于人们对“艺术是什么？”的提问方式，也提出了极富颠覆性的质疑：是否存在普遍共同的艺术本质或规律？是否可以运用逻辑概念的方式为艺术定义？甚至，在此种普遍质疑的声浪中，已经有人对艺术哲学或艺术理论存在的合理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斯蒂芬·戴维斯在总结回顾时说：“大约在二十世纪中期，一些哲学家提出，给艺术下定义是毫无意义的。其中一些人从根本上否认给艺术下定义的可能性：另一些人则认为给艺术下定义一无用处，毫无教益。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对新出现的一连串不合格定义的一种反应。但事实并非如此。其实，这是普遍的反本质论哲学趋势的反映。”[4]34在此，我们或许可以继续询问，在形而上学终结之后，在本质主义失效之后，美学理论或艺术理论的作用何在？理论在美学或艺术哲学中究竟还有没有作用可言？ 当代美国艺术批评家莫里斯·威茨曾在《理论在美学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作为哲学家，我们最好取消‘艺术的本质为何？’这类问题……美学理论——所有美学理论在原则上都错误地认为，存在正确的理论。因为它们彻底曲解了艺术概念的逻辑，错误地主张‘艺术’可顺应现实或拥有任何真正的定义……美学理论出自自身的要求，试图定义不可被定义的事物……他们令人困惑的逻辑显得既无意义也没有价值。”[5]529从莫里斯·威茨的观点可以看出，当代艺术理论家对于建基于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艺术提问方式，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并径直宣布那些试图寻找艺术本质或艺术定义的努力不过是无意义、无价值的徒劳作为。这一切意味着，伴随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以往关于艺术本质的理论探讨不仅是无效的，甚至就连类似有关“艺术本质是什么？”的提问方式也必须予以清算和放弃，由此引发出当代艺术理论关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持续论争。 长期以来，传统美学或艺术哲学始终坚信自己所应该关注的核心议题与主要任务就是“艺术是什么？”“艺术的本质是什么？”“艺术的定义是什么？”等相关问题。肯尼克在指认传统美学的本质主义特征时认为：“传统美学家们孜孜以求的是艺术与美、审美经验和创造活动的本质。”“所谓‘传统美学’，指的是我们熟悉的哲学分支，这一分支旨在对以下问题作出回答：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美？何为审美经验？何为创造活动？审美判断和审美趣味有何标准？批评的功能是什么？我们可以把第一类问题称之为传统美学的‘基本问题’。”[6]220作为艺术理论的基本问题或元问题，这些追问始终构成传统美学或艺术哲学所最为关注、最为基础、也最为重要的理论议题。其中，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具有理论的奠基作用，因为，定义是对本质的公式化表达，因而传统美学探求艺术或美的本质，其旨归意在寻求表达本质的定义或公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