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文化的产物，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在此之外，艺术也是艺术创作者生理愉悦和冲动的表达，这在不少艺术评论中都有所提及。柏拉图就指出，诗歌艺术是非理性的迷狂驱动；席勒和斯宾塞认为，艺术起源于性欲和游戏中的快感；格兰特·艾伦（Grant Allen）则提出，艺术必然伴随着神经能力的愉悦刺激。当代艺术评论家亚德里安·派柏（Adrian Piper）在提出其著名的“艺术恋物论”时也指出，生产和观看艺术物品，都会使人产生愉悦的感观和美感。生理愉悦被视为艺术的缘起及创作冲动之一，这几乎已是不辩自明之理。艺术创作中的生理因素，使得不少学者在审视其源起，尤其是它和动物的“歌舞”、“绘画”之关联时，往往采取神经生物学的视角来进行讨论。然而，神经生物学作为自然科学，是否足以洞悉人文现象的复杂与幽微？尽管跨学科性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人文学科本身不可能完全变身为实证性的、解剖式的自然科学，而是应当借镜其研究成果，从思辨的路径，来考察艺术与动物的“前艺术”符号之间所具有哪些关联和差别。本文所进行的讨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初步尝试。 一、艺术的生理基础：神经生物学研究的不足 艺术有着生理基础，这是个不少批评家讨论过的问题。其中的主要观点之一认为，艺术作为人类情感、技巧、才智和想象力的产物，和动物的装饰一样，是一种展示自我能力的方式。在这方面，达顿（Denis Dutton）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在其著名的《艺术本能》（The Art Instinct：Beauty，Pleasure，and Human Evolution）一书中，达顿写道：“在描述性或艺术性的每一次话语行为之下，都潜藏着健康检视的概念。人们不断地从他们同伴语言是否清楚这一点上，来对他们进行判断。能够高超地使用大量的词汇，复杂的语法建构，加之以惊奇、风格、连贯和清晰，这都关乎判断。艺术有意识地使用这样的语言，从这些方面可以判断出它们揭示了说话者或作家的哪些特征。”①他认为，艺术融合了生理本能和文化创造，它的许多特征在动物类似艺术的行为中都可以窥见，但同时，艺术超越于动物的“类艺术”之上。达顿为艺术列出了12条重要特征，分别是“批评”（criticism）、“特别的关注”（special focus）、“智力上的挑战”（intellectual challenge）、“艺术传统和制度”（art tradition and institution）、“想象经验”（imaginative experience）、“直接的愉悦”（direct pleasure）、“技巧和技艺”（skill & virtuosity）、“风格”（style）、“新颖和创造力”（novelty & creativity）、“再现”（representation）、“可表达的个体性”（expressive individuality）和“情感浸透”（emotional saturation）。②在这12条特征中，既有形而上的意识驱动，如想象和智力挑战，也有文化动力的结果，如艺术传统、制度和批评；同时，也不乏生理冲动，如情感的浸透和愉悦感。达顿清晰地指出，在艺术创作中，生理本能起到了很大作用，推动着艺术家的个体表达和创造力发展。 由于生理本能是人类和动物所共有的，同时，动物也有“歌唱”、“舞蹈”等行为，不少研究者都从生理角度出发，来讨论艺术和动物类似艺术之行为的差别。现有研究已经证明，雌性哺乳动物通过释放出神经肽和后叶催产素，雄性哺乳动物通过释放精氨酸升压素，可以产生强烈的愉悦和快感；而安多酚、多巴胺和脑啡肽的产生，则有利于哺乳动物产生愉快情绪、安定感和情感认同。当哺乳动物，如灵长类动物，在发出和接收“舞蹈”、“音乐击打”等行为时，脑神经就会分泌出这样的激素，使得它们可以产生愉快的感觉，并彼此认同。③而人类的大脑在接收具有美感的艺术符号时，或者说在进行美的艺术创造时，也会分泌出同样的、但更为大量的激素，引发类似的、但更为强烈的情绪和感觉。盖其原因，是在人类发展的漫长过程中，随着部落的渐渐形成，人类发现群体成员之间的情感认同和互动越是丰富和强烈，就越能够在哺育后代、保卫领地和劳作分工等事宜上获得更高的效率，生存机率能够大大增加。人类的大脑适应了这一变化，发展出更为高级和发达的情感神经机制，这是人类艺术情感活动更为复杂和强烈的生理基础。④迪萨纳亚克（Ellen Dissanayake）在《艺术与亲密》（Art and Intimacy：How the Art Began）一书也指出，同步的音乐、声调和身体摇摆能够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人都产生一种即时的亲密感和相互认同，这是由于规律性的音乐和舞蹈形式能够刺激大脑分泌出产生愉悦情感的神经激素，这种愉悦感是人类歌舞艺术产生的一大动力。⑤此外，在戈古温（Joseph Goguen）主编的《意识研究期刊》（Journal of Conciousness Studies）的特辑《艺术和大脑》（Art and Brain）中，不少论者采用计算机技术和神经生物学、认知科学等方法，来验证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大脑构造和神经反应与美感之间的关系，其技术派特征十分明显。由此可见，神经生物学的研究，的确为艺术的缘起与发展提供了侧面的佐证。 然而，仅仅依靠神经生物学的研究，并不能清楚描述艺术创作中的艺术性和实用性所引起的生理愉悦之差别，亦不足以说清艺术与动物类似艺术的行为之间微妙的关联和不同。尤其是，艺术创作中精神性的、形而上的愉悦感和生理活动形而下的快感，如何能通过神经生物学的研究来加以分辨，这是一个至今悬而未决的难题。意大利符号学家莱昂（Massimo Leone）就质疑道：“人类关于神经生物学的知识无论发展到什么地步，都不应该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从系统上讲，神经生理学都不足以解释诸如语言、意义和文化等社会现象，也就是说，在人类神经生理上产生的那些社会现象十分复杂，已不再是仅仅靠其生理基础就能解释清楚的。”⑥赵毅衡亦认为，在人文学科中纯粹照搬神经生物学的量化方法，有着“取消思辨的质地和人文性质”⑦的危险，对此，作为人文学科的符号学需要保留必要的谨慎。我们当然应该对跨学科的研究持欢迎态度，然而，在对艺术与动物类似艺术行为之关系的考察和分辨上，人文学科的思辨始终应当是讨论的基本进路。生命符号学将生物学和符号学相融合，在借鉴生物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坚持以符号学理论体系来考察人文学科的各种问题：在此视域中，艺术与动物类似艺术行为之间的关系和差别，或许能够得到较为清楚的辨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