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题的由来及方法论 所谓“齐尔塞尔论题”（Zilsel Thesis），即“学者—工匠问题”。该问题是由奥地利科学哲学家埃德加·齐尔塞尔（Edgar Zilsel）率先提出，并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直接导致高级工匠与学者之间的社会互动。齐尔塞尔对学者与工匠关系的思考是基于近代欧洲早期的技术发展与科学诞生的背景，并聚焦于1300-1600年间形成的大学学者、人文主义者与工匠的“三大阶层”的论证，其核心指向是工匠与学者之间的互动而产生了近代科学。①实际上，有关“齐尔塞尔论题”一直是西方近代科技史学界较为活跃的研究命题。譬如艺术史学家潘洛夫斯基（Panofsky，E）在首肯齐美尔社会学理论论题之后，在其力作《西方艺术中非文艺复兴与历次复兴》（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 in Western Art）②中认为，由于工匠与学者的融合，它直接引发了西方近代技术革命与文化创新。但霍尔（Alford Rupert Hall）在《科学革命时期的学者与工匠》（The scholar and the craftsman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1957）一文中认为，学者只部分接受了工匠传统的问题与思维方法，学者与工匠在科学革命时期的互动是有限的。③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帕梅拉·隆（Pamela Long）在《工匠/实践者与新科学的兴起：1400-1600》（Artisan/Practitioner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Sciences，1400-1600）④中提出了著名的工匠与学者的“交易地带”（Trading Zones）理论。显然，该理论已然大大超越了“学者-工匠问题”的二元论知识体系。 近代欧洲工业革命之后的技术进步史显示，工匠的手作经验、量化方法以及技术思维等文化知识及其智慧为欧洲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理论储备，以至于在奥地利学者齐尔塞尔看来，近代欧洲的科学家群体已然是学者与工匠广泛互动的显著标志，工匠在新科学产生中起到了某种决定性作用。齐尔塞尔在《科学的社会学根源》（The Sociological Roots of Science）一文中提出并阐明了“大学学者、人文主义者和工匠”⑤的三大阶层说。在智力层面，齐尔塞尔指出，大学学者、人文主义者和工匠在智力层面的区别是很大的，大学学者和人道主义者是经过理性训练的。然而，他们的方法是由他们的专业条件和不同的科学方法决定的，并轻视体力劳动、实验和解剖。在1300-1600年期间，工匠们确乎是因果思维训练的先驱。因为，一些高级体力劳动者群体（艺术家、工程师、外科医生、航海者、乐师、测量师、领航员、枪手）在践行实验、解剖，并用定量的思维方法去实现手作目标。以致于诸如一些领航员、测量员和枪手是后来的物理仪器制造的先驱。工匠很明显缺乏一种有条理的智力思维训练。因此，科学方法中的逻辑训练保留给上层阶级的学者。实验和定量的方法以及因果兴趣让位于更多或更少的平民工匠。随着技术进步与科学的诞生，实验方法最终克服了对体力劳动的社会偏见。大约在1600年，实验方法被理性训练的学者所接受，如吉尔伯特、伽利略、培根等。在中国，工匠文化为晚明学者同样提供了因果训练、定量思维等理性方法思维。换言之，“齐尔塞尔论题”不仅是欧洲近代科学技术史研究的重要线索，还是中国晚明工艺文化史研究的应然题域。在古代中国，尽管作为实践知识的工匠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一直游离于理性知识之外，并不被学者所倚重而成为知识产生的对象。中国古代学者与工匠的分离局面直接后果是致使中华历史上很少出现具有体系性的工匠知识文本，也致使中国近代以前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处于停滞状态。 在微观社会学层面，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是研究社会学的基本分析单位，它是个体走向他者或社会群体的重要关节点。作为一种理论社会学分析工具，“社会互动论”有利于领会期待或被期待特定社会以及它的“个体行动”，也包括期待理解这种行动的价值理念及其社会意义。在早期社会互动研究代表人物乔治·H.米德（Mead，George Herbert）看来，“行动”是某个体在特定社会情境下的全部反应。对于晚明学者而言，学者走向工匠群体的“著述”就是一种有意义的文化之上的社会行动反应，它能昭示或期待领会“齐尔塞尔论题”在晚明的历史全貌与理论状况。 在学术史研究而言，尽管学界对晚明社会的学者或工匠文化的解读是多样的，这包括晚明社会语境下的士人文化、技术文化、工匠文化等，但从晚明学者与工匠之间的社会互动或晚明式的“齐尔塞尔论题”之深层次视角讨论的文字还不多见。这种研究现状无疑不利于理解晚明社会及其语境下的工匠文化发展。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拟将以《髹饰录》《园冶》《天工开物》《陶庵梦忆》四部晚明⑥的历史文献为具体考察个案，较为详细地阐释晚明“齐尔塞尔论题”的应然与实然，并就此讨论相关学者⑦与工匠之间的社会互动所引发相关复杂的社会性问题。 二、晚明学者与工匠的互动条件：顺应与同化 在传统意义上，工匠被“学在官府”的社会制度阻隔在知识学习之外，工匠知识的叙事主体自然就排斥了知识分子，仅依赖家族“世袭制”经验式传习。因此，中国历史上纯粹的工艺文化文本是不多见的，国外情况其实也大概如此。更糟糕的是，即便对工艺文化叙事有梦想的知识分子也是无能为力。因为，这部分人一般不懂工艺手作的实践知识，徒有史论知识是很难承担工艺文化的全部叙事的。不过，晚明的学者与工匠分离状态已然发生了巨大转变，致使晚明治器造物、物理技术以及天文科学等知识及其著述获得巨大丰收。譬如，明代隆庆年间安徽新安平沙人黄大成不仅精通漆器手工艺，还能潜心治学，并著有中国古代唯一一部漆工知识文本——《髹饰录》，它成为工匠与学者社会互动的典型范本。晚明学者张岱精于茶艺鉴赏，对工匠情有独钟，他所著《陶庵梦忆》确乎是晚明中国社会的“清明上河图”。另外，《园冶》是晚明造园家计成将造园实践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理论文化高度。科学家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是游历考察民间工艺而致力于手工业及农业生产的科学研究之作。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淮海人（今江苏扬州）周嘉胄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装裱匠，还著有中国首部体系性装裱力作《装潢志》。可见，明代之前一直游离于理性知识之外的工匠及其知识文化被晚明学者群体介入之后，俨然成为知识传承与技术叙事的经验文本与思维方法形态，或为晚明学者提供了价值伦理、心灵秩序与思维方法的知识框架。那么，中国古代社会一种处于学者与工匠的分离局面，为何被晚明社会所打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