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适音》云：“心必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夫乐有适，心亦有适”。这是《适音》篇针对音乐欣赏进行的分析和言说，其中就“适”的产生原因及主客体关系做出了判断，并提出“声出于和，和出于适”的美学命题，透视出古代音乐鉴赏与接受心理的特殊渴求，即欣赏音乐要“音亦有适”，这乃是儒家“和”之思想的一种体现。如是言之，这也是艺术作为“载道”的一种文化形态的显现，这势必受到中国古代诗文及传统文化审美观念的诸多规约，而这正是中国古代艺术与诗文（或者说文化）建构起来的审美联姻。进言之，这种审美联姻早在先秦作为礼乐制度的一种形式已有具体践行，即借助于诗文这样的载体来明辨音乐“文以载道”的意义，以至世代相传。如今，我们读到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但凡涉及对音乐的评述，通常都会与诗文发生密切的联系。 一、“和”“乐”相适的审美接受观 西周时期武王之弟周公旦制礼作乐，框定周礼为天下等级秩序的准则，从那时起“礼乐”之制便奠定下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基调。然而，周王室衰落，引发诸侯相争，“礼乐”制度也随之遭到破坏。到了春秋之际，儒家创始人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景象，提出要恢复“礼乐”制度。他曾自信地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他亲率弟子周游列国也正出于此目的。从西周至春秋的历史来看，“礼乐”并举有其特殊的社会与文化条件给予支持。起初“礼乐”的形成是以天地自然秩序为基础，也就是所谓的天人“和谐”，“和谐”乃是“乐”的一种精神表达境界，有如《周易》的“万物化生”。然“万物化生”需要有秩序的维护，“礼”便是维护秩序的重要工具，进而成为儒家“齐之以礼”（《论语·为政》）用以约束社会人伦和等级原则的化身。因而，孔子反复强调“礼乐”制度的重要性。如若撇开《周易》“万物化生”之大道来讲，仅着眼于人伦道德而言，其实就是要传达一种君子对“礼”的艺术接受的态度，这是内化为人格养成的方式，在先秦兴“礼乐”的文化观念中可谓昭然若揭。 由之，将审美切合进人生与社会意识之中，表达出人性的追求应与“天”合一，即人的意志与自然之道的融合。那么，对音乐艺术而言，也就有了五声、五色和五味之“和”。《左传·昭公元年》曰：“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浮生六疾”。明示出不讲“和”，即违天意大有不祥。音乐艺术的文化“规约”则如孔子所确定是要“尽善尽美”。恰如阮籍所言“圣人之乐，和而已矣。”（《乐论》）圣人乃是得天下治天下之人，同样也是自然万物所得之人，“和”之乐是自然之声的敞开，其中必有天地自然大道之灵气，“以哀为乐”是不能被援道入儒而取道家，更不可引儒家礼乐之功利目的。①阮籍的这一观点，不仅承袭了儒家以“乐”移风易俗且有调和社会关系的政治作用，又与道家老子所崇尚对“大音希声”完美音乐思想的互解，可谓是应五行之气的音律来合万物之“精气”。如此，“和”之乐便顺乎自然之道，作“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阮籍《乐论》）。溯源而论，“和”之思想产生很早，起初确实是音乐之“和”，后发展为人际之“和”，直至政事之“和”，以至逐步深化，使“和”之思想得以提升，成为中国古代社会认识事物之本和天地之法则的依据。故孔子有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强调“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此乃宇宙万物存在之根本，即为“和”，而不是“同”。由此，产生出儒家思想的根本主张，求“和”而不求“同”。“和而不同”便渗透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象征。同样，在“和而不同”视野下形成的艺术认知观，便具有极大的和谐因素，这也反映出古代艺术审美真实的接受心理。 回到《吕氏春秋·适音》所言“以适听适则和矣”而论，“和”与“音”相适，即成为古代音乐审美接受观的重要条件。依中国古乐特点来看，其“音”的构成有其独特的一面。诸如，有用兽骨磨制的骨笛，有以丝弦弹奏的古琴，还有许多名目各异的钟磬乐器。然其“乐”的呈现早有古法规约，即依“金、石、土、革、丝、竹、匏、木”八音分类法而定。于是，便有八类不同材质的乐器以吹奏、弹拨、打击和拉弦合奏而鸣的音乐形式，成为礼仪典礼重要的演奏方式，尤为庄重与神圣。例如八音中的“磬”之声，相传音色清远而剔透，优美而穿透，其声被寓意为凤凰的鸣叫，聆听磬声吉祥如意。唐《广异记》载：“磬声一振，鬼神必闻”。可见，古时此声被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由之，“磬”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成为礼器。古时击磬者，必先沐浴、焚香、朝拜，然后方得击磬。然而，有趣的是这八音分类均出自乐器制作的材质来划分，诸如，“金”指用金属制作的乐器，如编钟；“石”指用石头或玉石制作的乐器，如“磬”；“土”指用陶土制作的乐器，如“埙”；“革”用动物皮革制作的乐器，如“鼓”；“丝”指用丝弦制成的乐器，如“琴”、“瑟”等；“竹”指用竹子制成的乐器，如“篪”；“匏”指用葫芦制成的乐器，如“笙”、“竽”；“木”指木制的乐器，如“祝”、“敔”。 “八音”称谓，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是一种音律符号，为周代对乐器进行系统分类的记载，此分类法一直沿用至清代。如若细究，这八音分类理应适用于“乐舞”，因为早先的乐和舞密不可分，“乐”时必有“舞”，“舞”时必奏乐。在远古时期的祭祀仪式中，巫者所跳的娱神舞，往往就是乐舞合一。《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其中的《韶》乐，备受孔子推崇。《论语·八佾》有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述而》又云：“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知为乐之至于斯也。”到了秦丞相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在《孝行》篇进而有曰：“杂八音，养耳之道也。”东汉高诱注：“八音，八卦之音。”今人陈奇猷校释曰：“八音，八风之音……阴阳家以八风分属八卦，故高谓八卦之音。”[1]如此，便将乐之理或乐之道提升至富有古代辩证法的思想境界，以音乐表现阴阳属性，从而洞察天机时运。以至我们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可以得到印证，如曰：“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勿相夺伦，神人以和。”《律吕正声》卷三十五至四十八，按照八音分类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八音能谐，勿相夺伦”这一具有儒家思想根基的音乐美学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诸如，针对每种乐器所涉及到的环境和演奏规则进行评述，在《律吕正声·革音之制》中曰：“鼖鼓者，大鼓而已。用之以和军旅，节声乐亦用之……古者，兵法以鼓进，以金止。司马春振鼓，军将执晋鼓，是晋鼓以节声乐，亦用之以军旅也”。另《律吕正声·木音之制》也有曰：“祝，乐之所由以起也；敔，乐之所由以止也。此古人所以制祝敔之意”。仅此表明，古乐器演奏有其特殊功能，如祝敔的使用就非常讲究先后顺序，且有严格遵守的规约。如，《尚书》曰：“八音克谐”；孔安国曰：“谐，和也”。[2]这表明“八音能谐”是达到秩序井然的必要条件。这已是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重要体现，即主张器乐组合，或是音乐演奏需讲和谐，此乃乐之有序的基本条件。就此上升而论，将音乐置于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给予认识，必然牵涉到伦理的“无相夺伦”，所谓“无相夺伦”，这“无”为“毋”字，强调次序不乱。《尚书》“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是说“八音”在演奏乐曲时，重要的是和谐统一，进而达到“神”、“人”合一。很显然，这“八音克谐”，“神人以和”突出的便是一个“和”字，其内涵具有被中国传统美学视为要义的阴阳交感、刚柔相济，和合为美、礼乐相亲，尽美尽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