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教育的动态变迁与收入轨迹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晓光,男,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教育—职业匹配和社会网络(西安 7101349);姚远,女,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健康不平等(南京 210098)。

原文出处:
教育与经济

内容提要:

过度教育的动态变迁和收入轨迹是教育匹配领域的重要议题,但以往文献很少将二者联合起来进行动态考察。聚焦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使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过度教育在动态变迁中的收入轨迹。研究发现:第一,序列分析结果表明,过度教育在个体职业生涯中更有可能是一种持续性现象。第二,通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控制以个人能力为代表的、不可观测且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之后,发现过度教育者的确比同等教育程度的适度教育者拥有更低的收入水平。第三,不同教育匹配轨迹中的个体收入增长曲线表明,持续适度教育者平均收入最高,持续过度教育者平均收入水平则最低,那些摆脱过度教育的个体会实现收入的迅速增长,而陷入过度教育则收入增长明显减缓甚至出现下降。这些结论有助于理解过度教育的变迁趋势及其收入效应,从教育系统、用人单位以及劳动力市场出发,提出了政策建议。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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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21)02-0078-08

       一、引言

       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是教育匹配领域的重要议题。它反映的是个体实际教育水平超过职业岗位所需教育水平的一种现象。根据个体实际教育程度和职业岗位所需教育程度的匹配情况,现实生活中存在三种状态:教育不足、适度教育和过度教育。其中,教育不足反映个体实际教育低于职业岗位所需教育。大量研究表明教育不足并不会造成劳动力市场劣势,并且教育不足者的薪资待遇、工作满意度往往和适度教育没有显著差异[1]。因此教育匹配领域的研究者主要聚焦过度教育现象。自1970年代过度教育这一概念诞生以来,学者们主要围绕三个议题展开理论争辩和实证分析:测量方法、变迁趋势和收入效应[2-10]。其中,变迁趋势和收入效应是近年来理论争辩最为激烈的两个议题。本研究将二者联合起来,开展动态考察。

       (一)过度教育的动态变迁

       过度教育的动态变迁最主要关注个体层面的变化模式。其核心问题是,过度教育在个体职业生涯中究竟表现为持续性效应(persistent effect)还是短暂性效应(temporary effect)。围绕这一争论,职业流动理论、信号理论和疤痕效应等理论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观点坚持过度教育是短暂性现象。这一脉络的研究主要得到职业流动理论的支持。该理论认为,过度教育者因理性选择而暂时性接受过度教育的职业岗位,但未来会通过人力资本提升(如积累工作经验、参加在职培育),以获得组织内部的工作晋升或组织间的工作流动,最终“跳出”过度教育。沿着这个逻辑,过度教育呈现为一种短暂性现象[2]。职业流动理论背后暗含着一个假定:教育的回报形式并不限于收入或福利,还有向上职业流动的动力。即过度教育者“过度”的那部分教育年限,恰恰是其实现职业流动的根本动力[2]。斯彻曼(Sicherman)等基于美国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实证检验,最终支持了职业流动理论[11]。

       然而,跨国研究对职业流动理论既有支持也有反对。沃斯默(Wasmer)对波兰的实证分析发现,过度教育是一种可转化的临时性现象,过度教育者可以通过职业流动来获得与其教育相匹配的工作[12]。但斯洛娜(Sloane)等对英国的分析发现无论是提升职业流动还是增加换工作次数,过度教育者可能仅仅只是从一种过度教育状态切换到另一种过度教育状态[13],即过度教育者“跳出”过度教育失败了。导致失败的原因在于,一是过度教育者自身能力确实较弱,二是过度教育者可能被困在了向上流动机会极其有限的次级劳动力市场部门。另外,布切尔(Büchel)等对德国的分析也质疑了职业流动理论[14],他们发现过度教育者明显比适度教育者的工资增长更缓慢,这是由于过度教育者很难获得正式或非正式在职培训的机会。

       第二种观点认为过度教育在个体职业生涯中是一种持续性现象,并得到了信号理论和疤痕效应理论的支持。首先,信号理论由斯宾斯(Spence)于1973年提出[15],在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它假定求职者的工作经历会向雇主发送有关个人资质的信号,并由雇主基于公司用人标准进行评估[16-17]。在此过程中,失业、非充分就业等工作经历会释放出负面信号,从而阻碍职业流动过程[18-19]。雇主会因求职者以往的过度教育经历而对其个人能力、工作意愿、生产效率等产生负面认知与评价。因而从这个角度看,过度教育和失业、非充分就业或非稳定就业等现象相似,都可能向雇主释放负面信号,并导致其无法实现向上流动。因此,根据信号理论推断,过度教育更有可能是一种持续性现象。

       其次,疤痕效应理论(scar effects)也支持了这一判断。该理论最早被应用于失业的长期负效应研究[20-21]。疤痕效应指的是,个体失业等经历会在其职业生涯留下一道“疤痕”,抑制其未来工作流动。那么疤痕效应是如何产生的?已有研究基本提供了三种解释,一是个体因失业很有可能错失掌控劳动技能的时机;二是失业会导致个体掌握的人力资本随着时间发生贬值;三是失业经历可能会向新雇主释放一种低生产力的负面信号,导致个体难以获得理想工作[21]。实际上,这种由失业引发的疤痕效应,也很有可能存在于过度教育中。这是因为教育和职业不匹配的劳动经历,也会在个体履历上烙下一道疤痕[22]。换言之,早期职业经历中劳动技能的配置若不充分,会阻碍个体生命历程后期的收入获得和职业流动[17],最终导致个体持续地处于过度教育状态。

       尽管职业流动理论、信号理论和疤痕效应理论在过度教育动态变迁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无论过度教育呈现为持续性还是短暂性,最终都会直接反映到职业收入的变化趋势中。鉴于此,本文将深入剖析过度教育在动态变迁中的收入轨迹,来检验这些理论各自的解释力。一方面,本研究将结合追踪数据和序列分析来聚焦过度教育本身的变迁轨迹,另一方面还将分析过度教育对收入变化趋势的影响。

       (二)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

       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是另一个争辩较多的研究议题。不少研究者认为过度教育存在收入惩罚。具体而言,相对于同等教育程度的教育匹配者,过度教育者的收入程度更低。然而,该观点也面临着一些质疑,以及因果效应方面的挑战。

       首先,以往大量研究表明过度教育存在收入惩罚[6-7,23-24]。这主要得到了职位分配理论的支持。萨庭格尔最早提出除了个人能力、人力资本等特征之外,个体对工作岗位、职业种类或部门类型的选择,也会直接影响收入水平[25]。这就意味着,除个体特征之外,职业岗位特征也是影响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即个体进入怎样的职业岗位,就在一定程度上预示其将获得怎样的收入水平。换言之,那些拥有同等教育水平的个体,会因为工作岗位差异而获得不同的收入回报。如果某一个体的教育水平高于其职业岗位所需教育水平(即出现过度教育),那就意味着该个体掌握的劳动技能超出职业岗位所需要的技能[26],这可能导致个体无法在过度教育的工作岗位上发挥出潜在的生产效率和劳动技能,最终导致过度教育者收入回报更低。总之,职位分配理论的核心逻辑是收入水平主要由职业岗位决定,而过度教育者因受职业岗位限制而无法充分发挥潜在生产效率,最终遭受收入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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