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从政策文本到学术著作，再到实践动员，“教育改革”不断在议事日程或研究论域出现，几乎成为“口头禅”。在教育改革成为流行的大众话语时代，改革的必要性认识和行动路线图似已获得普遍的社会共识。事实是，教育改革话语之所以不断循环播报，不仅仅是因为已确定要走的路还没有走完，还因为一些初始问题尚未得到彻底的讨论分析，还有待进一步厘清。基础性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教育的范围限定，二是对教育学的状况厘定。目前的教育改革多聚焦以学段划分的国民教育问题。官方文件对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虽有触及，但是以实践的系统性、精致性和具体性考量，还有很大的操作空间。《泛教育论》从生活和科学两个世界出发，在对教育场所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对广义教育以及泛教育理论做了论述。[1]但在教育改革的话语图景中，特别是当今泛在学习的语境下，其思想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挖掘。 就教育学的形态而言，在有关教育学的文化性格、教育民俗和教育习俗等思想的启迪下，[2]“民间教育”学逐渐获得我国学者的关注。“民间教育学”在学界文著现身，无疑拓展了教育学空间。但在中英文民间教育学之间的意义转换，以及连带的对民间教育学的界定，还有尚待讨论的问题。民间教育学一经提出，必然涉及教育学的类型问题。有学者以生活世界为底板，以回应教育学危机为使命，对教育学的类型做了尝试性的划分。[3]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任何分类都涉及分类的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分类工作还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有学者在接受了民间教育学这个概念并对其加以界定的基础上，提出学习民间教育学的相关策略。[4]同时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如何评价民间教育学的新问题。从正反两方面看，民间教育学既有弘扬继承的“学习”的必要，也有克服摒弃的“反学习”的必要。而教育改革绕不开的，恰恰是既有的教育惯习，这就必然涉及对泛在教育的深度反思和整体改造的问题。本文着重从民间教育学的概念转换、民间教育学与其他教育学之间的关系，以及民间教育学的学习与反学习三个方面，对相关问题做延伸讨论。 一、民间教育学：概念移植及其语义转换 在学科分化的过程中，教育学形成自己大大小小的圈子和共同体，也“驯化”出特定的语言范式，占有和其他学科平起平坐的学科身份和地位。长期以来，教育学的理论和实践关系的争论，像幽灵一样缠绕着教育学人，许多社会问题被归结为教育的问题。为求解教育问题，自然要从教育学状况寻找源头。既然教育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教育学的力量便受质疑。“教育学无用论”的思想暗流涌动。在公开场合或可得到礼貌性克制，但一些所谓硬学科本质上的学科沙文主义是掩饰不住的。即使是在教育学共同体内部，也不乏失去学科自信的附和呼应。教育是不是社会问题的解释，教育学是不是教育问题的解释，站在狭义的教育和教育学的立场上是无法给出肯定答案的。然而，广义的教育无处不在，所有的教育行为背后，必有一定的“教育学”指引。有的教育学通过编码获得“物化”，进入“客观知识”的仓库。有的教育学并无编码定型，随教育者的存亡而存在或消失。当然，也有的随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而传演。从学科规范的角度看，前者是“学”，后者是“学”的隐喻。前者的构成为理论，后者为“前理论”或“原理论”。学科化教育学可谓可以言说的教育学。好的言说合逻辑成体系，属文献综述可能触及的知识范围(包括知识的错觉)。教育学的知识行动和结果，多限于这一类。 泛在的教育学虽然广泛存在，有的是无形的，有的则是有形的。语言是学问的基本条件，但也是学问的监狱。“道可道非常道”，道是超越语言的，但又需要借助语言的工具抵达。“悟道”之道有的可言说，更有不可言说的。显而易见，通过语言得道，天然矛盾。所有的观察都是“理论在先”的，理论中就包含了原理论的成分。从而，教育学就不仅仅是编码化的“物化”理论形态，还包括与日常生活相统一的言语性和非言语性的教育行为背后的原理论。如果说物化的客观知识化的教育学为学界共同体划界，那么，更为广泛的、无处不在的教育学形态如何，需要特定的概念加以界定。民间教育学就是一个与泛在教育相关的概念。 (一)民间教育学的概念移植 民间教育学是英文"Folk Pedagaogy"的译文。布鲁纳(Bruner，J.S.)在《教育文化(The Culture of Education)》中提出民间教育学，在国际教育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民间教育学虽因布鲁纳而引起学界关注，但布鲁纳并非提出这个概念的第一人。有学者在论及民间教育学时，言及苏霍姆林斯基1973年9月30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文章《尊敬长者》，高度评价“民间教育学”。这个时间显然比布鲁纳提出的时间早。那么，苏霍姆林斯基的民间教育学又从哪里来？据萨巴莉娜(Shabalina，E.P.)和博阿吉(Boagi，N.M.)的研究，早在苏联时期的1926年，文诺格拉多夫(Vinogradov，G.S.)就讨论过民间教育学。他认为，民间教育学是人们的教育学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人们所持有的影响下一代成长的教育理念和方法。[5]布鲁纳本人提出民间教育学是与民间心理学密切联系着的。在《教育与人类发展指南：学习、教学与学校教育的新模式(The Handbook of Human Development：New Models of Learning，Teaching and Schooling)》中，他和奥尔森(Olson，D.)在《儿童中心教育学的心理学基础(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hild-centered Pedagogy)》大标题下合写了"Folk Psychology and Folk Pedagogy"一章。从其参考文献可知，冯特(Wundt，W.)的《民间心理学的要素》(德文)英译本于1916年出版，说明早在冯特那个时候与民间教育学相关的民间心理学就已引起心理学家的关注。由民间教育学与民间心理学紧密联系推想，民间教育学的思想原型应在更早的时候就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