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75 在中东欧地区，成功的民粹主义政党大多由右翼的民族主义者组成(例如匈牙利的青民盟和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在这一地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紧密联系或相融的。在欧洲难民危机和欧元区债务危机的背景下，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势力正在重塑中东欧地区各国的政治格局，也重新开启了欧盟内东西部的分裂，使新自由主义化的欧盟陷入瘫痪，甚至面临解体的威胁。那么，中东欧地区“非自由”表象下的本质是什么?这些民族民粹主义有什么特征?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本文将探讨如何界定与分析中东欧地区的“非自由”民粹主义。 一、“非自由”是中东欧地区民粹主义的变种 欧洲民粹主义的“威胁”主要来自中东部地区。东欧剧变后，反共产主义的中左翼精英主导了各国的民主政治转型。在20世纪90年代，“典型的激进民粹主义政党是一个代表普通民众的‘净化者’，在过渡时期的动荡中首当其冲，与一个据称……腐败的共产主义失败后的自由主义体制进行孤军奋战，大多不成功”。几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应对过渡时期的紧迫困难，将民粹主义诉求与民族主义、威权主义、金融民族主义和福利沙文主义结合起来”。①“那些尚未因参与政府而受到玷污的政党……可以吸引人民反对所谓的腐败和无能的主流精英。这些政党将强调改革政治机构的必要性，为民主表达创造新的渠道，解决腐败问题，取代低效和无能的精英，并为新的政治角色提供执政机会。”②如大罗马尼亚党(Greater Romania Party)和斯洛伐克民族党(Slovak National Party)代表反犹、反罗姆人、反匈牙利人和本土沙文主义，代表“人民的利益反对外国金融组织、外国政府和与它们合作的国内精英”。③一些极端的右翼民族主义小党未能巩固，例如，匈牙利真理与生活党(Hungarian Truth and Life Party)、保加利亚民族激进党(Bulgarian National Radical Party)等。 21世纪头十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右翼民族民粹主义兴起，运用反建制的言辞代表了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激进批评。中东欧地区社会主义运动失败后，左翼改旗易帜，其领导精英接受了新自由主义转型及其现代化改革，并与自由主义达成“后政治共识”。④自由主义民主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导政治体制，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精英与民粹主义是完全对立的。因此，无论是在本国内还是在欧盟，基本上政治精英们对新自由主义主导权造成的全球和地区不平等不仅不批判，而且还紧紧跟随其后。这种对“改革派的愤怒”(reformist anger)让社会不堪重负。中欧大学教授贝拉·格雷什科维奇(Béla Greskovits)认为，(1998年)东欧的形势达到了“忍耐的极限”。事实上，根据他的说法，在共产主义失败后的十年里，在激进地转向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同时，东欧人也克制了暴力抗议。⑤右翼找到了与民族民粹主义的契合点，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从未失去这种契合点，并在这种愤怒的基础上积累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同样，在政治上，东欧人慢慢转向抗议投票，并通过民主制度表达他们的诉求。华沙社会人文大学副教授本·斯坦利(Ben Stanley)补充说：“在转型的第二个十年里，出现了一波新的激进民粹主义者，他们受益于选民的‘转型疲劳’与对主流政党的觉醒与失望。”⑥波兰家庭联盟(League of Polish Families)、保加利亚阿塔卡联盟(National Union Attack)和匈牙利尤比克运动(Jobbik)等代表了反精英的民粹主义力量。最成功的是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和匈牙利青民盟—匈牙利公民联盟，这两个政党展现了全新的右翼民粹主义面貌，已经成为各自国家的主流政党与执政党。这些政党主张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拒绝自由主义式的民主，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宣布他的政治体制是“非自由”民主，其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建立“非自由”的、反自由主义的政治秩序。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右翼民粹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替代方案出现并传播开来。在俄罗斯普京“主权民主主义”替代西方自由秩序的发展模式十年后，引领这一趋势的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波兰紧随其后。时任欧委会主席容克半开玩笑地称他们为“独裁者”。2014年，欧尔班在图斯纳德富尔多发表演讲后，他想要建立一个“非自由”国家的想法变得非常明确，这是一种不同于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同年12月，卡钦斯基和欧尔班在塔特拉山会面，共同促成“非自由民主”，即在国内恢复“人民主权”，在欧盟收回国家主权。对欧尔班来说，“非自由”是寻求强大的行政权力，认为制衡、宪法法院和其他政治中立的机构对“人民的主权”施加了过度的限制，用卡钦斯基的话来说，它们是敌人。这更接近卢梭的“共同意志”，而不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2013年，曾担任匈牙利总统和宪法法院首席法官的绍约姆·拉斯洛(Solyom Laszlo)对此表示遗憾，“法治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极端主义和‘非自由’政党的霸权”。⑦这种来自西方的批评蜂拥而至，而且口径一致。事实上，欧尔班希望的完全不同，“我们将试图找到一种不同于西方世界所接受的教条意识形态的社会组织方法，一个崭新的匈牙利国家，有能力使我们的社会在未来几十年的全球竞争中再次成为强劲的对手”。⑧ 同时，他们强调非制度化的“人民”概念，即“民粹主义者断言或假设存在一种独特的、道德上享有特权的认识或意志，而这种认识或意志并没有通过正式的民主选举机构体现出来”。⑨民粹主义领袖的作用是代表人民做人民想实现的事。如果自由民主的政府机构阻碍了民粹主义领导人履行其职责，那么它们就必须被搁置一边。民粹主义领导人不信任所有挡在他们和人民意愿之间的自由民主制度。因此，许多中东欧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公开反对自由主义的宪法法治秩序，明确拒绝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这体现为像欧尔班和卡钦斯基这样强有力的领导人成功地将政治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在反对自由主义方面，他们比中东欧的大多数民粹主义者走得更远。 其次，各种民粹主义发展模式逐渐取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即将经济保护主义与左翼社会福利政策相结合。民粹主义者反对转型时期将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混为一谈的主流论调，认为经济成功不需要自由的政治秩序，并将印度、新加坡、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列为可以给匈牙利带来灵感的国家。⑩在2010年大选获胜后，欧尔班在几次演讲中表示，“风正从东方吹来”。(11)他将俄罗斯列为政治发展的合适模式，区别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政策，(12)采取了“东风”政策(eastern winds)。他指出，匈牙利不会成为布鲁塞尔(欧盟)的经济殖民地，而会发展成一个“工作福利”国家。正如他所说，是时候“尊重基督教、自由和人权”，并打击境外接受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了。“非自由国家”是时候崛起了。为了保持匈牙利的竞争力，必须减少对国际债务的依赖，这些债务会附带政治条件，阻碍民族国家的决策。他们必须更加关注制造业，为体力劳动者提供体面的工作。他引用了匈牙利谚语对孩子们的建议：“努力学习，否则你老了以后还必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