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研究是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争论最为激烈的研究领域。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传统阶级特征弱化、阶级意识淡化、身份特征和身份意识强化、阶级政治退化以及去阶级政治强化等趋势的日益显著，西方学界围绕“阶级消亡”(the end of class)的话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对立的两派。赞成阶级消亡论的学者认为，任何阶级都有产生、发展、衰亡的过程，工人阶级也并不例外，在西方，阶级作为分析工具与历史的主体都已结束，作为理论的客体被解构。而反对阶级消亡论的学者认为，虽然后工业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已不是原来的工人阶级，无产者作为一个阶级正在告别历史，但阶级在经济、政治与家庭领域都没有消亡，仍是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虽然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变化，这种变化使人们对无产阶级能否担当革命的生力军产生了怀疑，但阶级依然存在。 一、工人阶级是否终结 “阶级”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概念，阶级斗争是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现象进行解释的基本框架。它有两个基本点：第一，在迄今为止的阶级社会中都存在着作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相互对抗的阶级斗争，这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内容和内在动力。第二，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工人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具有内在一致性，这是因为工人阶级是大工业的产物，处于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核心，但它的阶级利益却不能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得到满足，这就决定了工人阶级必将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人类解放的主体。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应当消灭自己的阶级性，恢复人的地位。 然而，现代资本主义通过各种调整而将其统治范围扩展到全世界，被马克思寄予厚望的工人阶级却由于战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并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新科技革命给资本主义带来了活力，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有较大的提高，出现了蓝领和白领工人之分；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从暴力统治向意识形态统治转换，除了在政治上压迫和经济上剥削工人阶级外，更多地是通过控制工人的意识使其认同资本主义统治的文化秩序，从而引起了工人政治意识和革命意识的弱化甚至淡化。 当代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分化成复杂的阶层和利益集团。一方面，白领工人比蓝领工人有较高的收入、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因而表现出求稳怕变的特征。另一方面，由于生产科技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西方社会出现了伴随“白领失业浪潮”而产生的更大的精神压力。此外，由于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工人和整个社会在资本主义高生产、高工资、高消费的引导下，向消费主义方向发展，产生了非政治化倾向。上述情况使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1)传统的阶级概念在理论上界定不清，在现实中模糊；(2)与马克思曾预言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状况将趋于恶化，其革命意识将日益增长的结论不同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人越来越不革命；(3)阶级概念过于简化，将复杂的社会关系归约为阶级关系，把多样的“主体立场”(阶级、种族、性别、民族、世代)化约为阶级立场，从而使之得考察现代社会结构的视野呈现出局限性。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改变了马克思的过分乐观的看法，他指出，欧洲大陆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工人阶级应由革命转入和平发展，应有效地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如争取普选权、参加国会等。总之，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消退、无产阶级非无产阶级化的问题，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尴尬境遇，由此，西方学者提出了工人阶级“有产化”、“无产阶级消失论”等观点，而安德瑞·高兹(André Gorz)以激进态度写作的《告别工人阶级》一书，乃是基于为适应后工业社会变化的立场而尝试放弃马克思之阶级观点的代表性的文本。 《告别工人阶级》挑战了马克思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财富；二是面临资本威胁的工人阶级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推翻它的行动者。A.高兹认为，马克思所认为的资本主义产生工人阶级(挣工资的阶级)的那种无产阶级理论从本质上来说是形而上学的，这种神秘的无产阶级观点不仅构成《资本论》的分析框架，而且蔓延于以后诸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作品之中。《告别工人阶级》对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概念进行解构。在A.高兹看来，马克思所提出的判断，即工人阶级追求的目标与整个社会休戚相关，因为工人一无所有但又无所不在，与所有的工作过程相联系，成为“普遍的阶级”，并且相信工人阶级迟早会意识到自身的这种普遍性，不再与特定的工作过程相联系，能够主宰和控制所有的工作的这些论断，是一种“集体占有的神话”(myth of collective appropriation)。A.高兹认为，事实上，成熟的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碎片化，使工人没有机会在整体上控制生产。只不过，尽管“这些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根本否定”，但其表现为“为了利润而将生产置于资本的控制下的经济就被为了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原先称为社会主义)所取代”(Gorz，1982：122)。A.高兹的这种结论虽然与马克思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但其区别在于，马克思强调工人阶级的革命潜能以及阶级冲突在整体上的转型意义，而A.高兹看到的则是工人的斗争为形成现代“福利资本主义”所起到的重要作用。A.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背离了马克思的预期，与其说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体系，不如说资本主义的成熟越来越使工人阶级的作用弱小化。在A.高兹看来，信息技术将消除大部分现存的体力劳动，使蓝领工作越来越趋于萎缩，同时也将消除单调乏味的白领工作。无产阶级不再是直接革命的阶级，而是逐渐地非政治化了，他们受自动化的威胁首先要求的是雇佣的稳定性。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使传统形式的社会革命成为不可能，传统马克思主义把注意力放在经济上被剥削的无产阶级身上的观点，已不再适用于二战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应“告别工人阶级”，发动后工业社会革命以解决“普遍的人类利益问题”(核恐怖和生态危机)。A.高兹认为，无产阶级是资本的产物，被资本主义所同化，不能形成对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性挑战，无产阶级正处于解体过程中，“无产阶级”这一标签正在饱受非议、已无用武之地。 A.高兹先后提出了“新工人阶级”、“后工业的新工人阶级”、“非工人非阶级”等概念，认为历史发展和技术变迁即便不造成无产者的消亡，也造成了无产阶级的消亡。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A.高兹失望地看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在几个关键时期都没有能够起来夺取政权，不仅未能组织起有效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被资本的逻辑同化。A.高兹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主体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正在消亡，大量的蓝领工人转化为白领工人，劳动者受到物化的压迫却并未产生被奴役的意识，正日益失去职业的自主性和否定的目标，而参与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管理之中，如果说马克思所指出的在那个时代的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失去的仅仅是锁链，那么在今天则意味着失去得更多。A.高兹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关系、结构、矛盾和斗争的新变化，提出了“新工人阶级”论，主张用新工人阶级取代马克思的所谓同质化的革命工人阶级。他反对总罢工，提倡一种以新工人阶级为主要力量的、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战略；他认为，革命必须从劳动场所开始，重点在于直接掌握领导权，通过合法斗争和渐进的结构改革而逐步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个由专家、技术人员、教师、科学家、工程师、学生、学者、新闻记者、科层管理人员、受过专门训练的白领工人、青年、知识分子、黑人和外籍劳工等组成的新中间阶层正在崛起，A.高兹把这个阶层称为“新工人阶级”。他认为“新工人阶级”是实施社会主义劳工战略的先锋队和主要力量，“新工人阶级”受过教育，薪金丰厚，主要关心的不是薪金，不像传统的工人阶级那样，其革命性建立在物质贫困的基础上，关心的是工资、待遇，而一旦这一革命性基础不存在，革命性也就随之消失。新工人阶级革命的动力不再是物质匮乏，而是克服异化和厌倦，追求劳动、生活的意义和创造性。“新工人阶级”同样是工资收入者，同样受资本规律的制约，同样遭受被异化的命运，有克服异化的自治要求。尽管A.高兹的“新工人阶级”概念尚有诸多含混不清和自相矛盾之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他意欲解构马克思主义经典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这一“神秘的概念”或“幻相”，“工人”这一概念被“祛魅”了，它不过是一个普通而平凡的字眼，褪掉了在其之上被赋予的许多政治的寄寓和理论的载荷。在工作场所日益分散化以及对抗越来越多元化、复杂化的社会中，作为普遍主体的“工人阶级”已不在场了，如果工人还存在，那么它在社会建构中作为单一主体的中心地位已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