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民”思潮的兴起和基本特征 谈到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广为人知，它出自三千多年前形成的《尚书·五子之歌》。《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政事史料汇集，其中载有大量的有关民心向背对于政治影响的言说。此后的历代思想家包括一些有抱负的统治者，从王朝更替兴衰的历史事实中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民众的作用，并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以民为本的道理。明清之际，以黄宗羲、王夫之、唐甄、顾炎武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甚至建构起各自成体系的民本思想。遗憾的是，这些思想的光辉到清朝中期逐渐被君主专制的思想所淹没。 嘉庆、道光年间，伴随着整个社会“衰世”景象的凸显，消沉多时的民本思想慢慢苏醒。如同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震荡都伴随着对政治问题的深刻探讨、“民”的地位和作用也因此受到更多关注一样，面对西力东渐的巨大冲击，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士大夫在筹划应对变局的方案时，也把如何对待“民”作为一个不可轻忽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敢于打破万马齐暗局面的龚自珍在暴露“日之将夕”的“衰世”特征时指出：“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1](P106)他认为老百姓的日子之所以过到这步田地，原因主要在于君主专制统治，这种统治结构使得那些品行不端、才华平庸之辈霸占了朝廷权柄，所以要改善“四民”的处境，必须从改良现行的政治制度入手。被时人颂为“林青天”的林则徐一向注意体察民情，在禁烟斗争中，他明确提出了“民心可用”的思想。受林则徐委托撰写《海国图志》的魏源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在他那里，甚至包括“乱民”都是抵御外国入侵时可以依赖的对象。他明确主张以是否“利民”为准则来确定当下的改革方略，“治不必同，期于利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2](P48)可见，鸦片战争前后的思想家们已经将“民”的问题纳入了他们应对危局的策略性思考中。 与前近代谈论“民”的问题不同，鸦片战争之后兴起的“重民”思想，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西方民主思想的色彩。思想家们或者援引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去解读西方的民主思想，或者在西方政治的参照之下对中国专制制度的落后性及其造成的社会弊病进行批判。最显著的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的所重之“民”，逐渐由传统的“士人”、“农人”转向“工者”、“商者”；二是出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从未有过的“权利”概念或意识，并藉此提出了愈来愈强烈的“民权”要求。这些变化，为“重民”的要求增添了新的思想资源和感染力度，并使其发展成为中国步入近代之后的第一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 传统中国是一个非常注重教化的国家，“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流动体系和价值体系，不仅确立了执掌教化职责的“士”的社会地位，也为他们进入政治系统提供了合理性解释，“士”因而在传统社会中高居各业之首，享有不容置疑的优势地位。传统中国也是一个农耕社会，农业和农民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所谓“以民为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农为本”，“重民”亦即“重农”。与“重农”相连的另一面是对商的贬抑，商与农在传统社会似呈互不相容之势，“重农”与“抑商”连在一起共同构成传统中国最基本的施政方针。 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人们从这个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一方面是“农人”的处境更加恶化，另一方面是商的地位和作用逐渐显现：“商务所趋给民之食者十之一，给民之用者十之九也。”[3](P593)“农人”的生计自当解决，但解决之道却不再是传统的“抑商”，原因很简单，今天“农人”的处境，并非“商”之因素所致。所以，在思想家们的有关探讨中，我们很少再看到“农”与“商”之间的对立和紧张，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与“西方”的对峙。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视野或论域中，不仅商业的重要性和商人的地位被提升起来，“商”与“农”的紧张也被摒除，如首任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观察到：“西洋以行商为制国之本”；[4](P56)“日本仿行西法，尤务使商情与其国家息息相通，君民上下，同心以求利益，此中国所不能及也。”[4](P364)流露出对中国“重士而轻视农工商三者”做法的不满，在他这里，“农”与“商”不仅不再对立，而且有了相对于“士”的共同诉求。 这个时候，大凡对西方社会情形有所了解的人，如王韬、郭嵩焘、马建中、薛福成、郑观应、何启、胡礼垣等，大都认为英国等国的发达离不开实施“恃商为国本”的政策，这些国家的强大从表面上看是“兵力”过人，其实在它后面还隐蔽着一个更为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商”。反观处于“四民”之末的中国商民，他们不禁感慨万千，并进而提出诸如拆除“厘卡”、取消“厘金”等一系列的改革要求。在这些要求中，最具“革命性”意义的莫过于欲重新定位社会阶层的主张。首先明确提出这一主张的是薛福成，在薛看来，士、农、工、商各业中，惟“商”处于决定性地位，“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5](P82)因此，四民的排序应由“商”为四民之末，变成由“商握四民之纲”。与薛福成从正面，亦即“有商”就能促进各业的兴旺发达立论不同，另一位代表性人物郑观应则从反面，亦即“无商”将使各业凋敝的角度表达了同样的要求：“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3](P607)“商握四民之纲”，不仅是他们对四民关系的一般性描述，也是他们的一种期望。鉴于“英迭为通商而灭人国”的事实，[3](P596)郑观应还形象地提出了“商战”概念，主张在与入侵者进行“兵战”的同时切记不能忘记与之展开“商战”。至于“兵战”与“商战”哪个更重要的问题，他的回答非常干脆：“习兵战不如习商战”，[3](P586)主张与彼族决胜于商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