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学和哲学等学科对典型理论意兴阑珊的时候，重提典型似乎相当不合时宜，有炒冷饭之嫌。不过这里要研究的是政治典型，因为目前关于政治典型的学术研究是很不够的，而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又显著地存在着浓厚的“典型情结”。关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人轻易即可发现，每隔一段时期，各类主流媒体总会推出某一先进典型的连篇累牍的宣传报道，并借助层层下发的红头文件在机关学校等单位掀起学习典型的运动。这些典型由于得到官方媒体和文件的认可，具有政治属性，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典型。如果自共产党执政算起，从具有全国影响的国家级典型到仅具地方影响的基层典型，可谓不计其数。政治典型在中国是如此的司空见惯，以致成为建构公共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和镶嵌在政治景观中的连续不断的亮点，进而衍化为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与社会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我们知道，建国前曾树立过白求恩、张思德等无数典型，据此可以认为，树典型、学典型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一项有生命力的传统，而“一切有生命力的传统都是一种现实的力量，任何创新活动都无法抛弃或割断传统，即令创造历史的人们在主观上多么希望彻底地摆脱历史传统的纠缠”①。 所以，当我们今天希望进一步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对既往的政治传统进行反思。树立典型的政治传统当是我们反思的对象之一。本文姑且先探察政治典型产生的原因。从革命遗产和国家与社会之关系的角度能够部分解释典型产生的原因②，或许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占据中国艺术主流地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弘扬的典型理论对政治典型的产生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下拟从政治典型产生之理想性维度及工具性维度来解读政治典型产生的原因。 一、传统文化为政治典型的产生提供了有力的背景支持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辉煌灿烂。虽然清末以来，中国文化的主流对于传统文化基本抱持一种拒斥的态度，1949年后更是欲对传统文化给予彻底的颠覆，但传统文化仍为政治典型的产生提供了有力的背景支持。这种支持既包括可资借鉴的理想层次，也包括可直接使用的工具手段。首先，中国传统时代在追求成仁成圣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支配下，就有通过树典型进行社会教化的传统，以使社会进化为人皆圣贤的个人之集合，即所谓大同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儒家学说，其施政理想是德治，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特别强调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明君的楷模作用，希望统治者通过施仁政，成为天下人的学习榜样，获得“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施政效果。而对于普通百姓，统治者在“政教合一”的传统下为了实现道德教化，维持封建统治，就通过树立各种类型的道德典型来推行德政。各种史籍和各地方志中就记载了数不胜数的“孝子”、“节妇”和“烈女”等道德典型，而且在传统社会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宣扬。典型在此既是实现封建政治统治的工具，也是封建统治者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状态。可见树典型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使得国人养成了接纳典型的习惯。即使二十世纪以来，儒家文化的整体结构遭到了全面的破坏，但人人高尚的社会才是合理的传统思维仍主导着整个社会的价值追求，共产主义成为中国人的奋斗目标。因而，新社会政治典型的产生既有来自传统社会的参照启发，也有来自新社会的坚实基础。此外，中国自传统社会以来一脉相承的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也使得具有权威特征的典型在新社会仍有生命力。由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从群体本位到国家本位，个人在社会和国家中无从获得主体性地位，不可避免形成依附性人格，只得本能认同外部规定，当然也就难以对典型进行实质性的怀疑与批判。而权威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必以其历史惯性攫取一定的生存空间，甚或可以说政治典型就是这种权威主义的一种体现。政治典型作为意识形态的象征物，由政党和政府确认而不能自封，因而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公信力和权威性，以树典型和学典型为中心的政治运动在以其权威性扫荡旧的权威主义文化的同时，又很自然地将政治典型升级为新的社会政治符号，不但容不得说三道四，而且其运作逻辑还或多或少带有强制性。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中突出存在的类比思维方式与树典型的思维方式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政治典型产生的直接智力支持。中国古代哲学家在认识人类世界的过程中不像西方哲学家喜欢运用演绎推理的原则，而更习惯于用类比的方法，从已知达到未知，逐渐获得关于对象世界的总体性认识。因而，总的来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偏重于形象思维和类比思维，如高晨阳所说，“一方面，它通过形象性的概念与符号去理解对象世界的抽象意义；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带有直观性的类比推理形式去把握和认识对象世界的联系。感性、形象之中具理性、抽象，理性、抽象之中又夹杂着感性、形象，二者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相互凝融，保持着有机的统一，这是中国传统哲学所特有的一种把握和理解事物的思维方式。”③孔子就曾要而不繁地指出：“能取近譬，可谓仁之方也。”所谓“取譬”就是通过举出具体事例来说明抽象且不太容易理解的事物，使所要说明的事物形象可感，以便人们理解，在孔子看来这甚至“可推导出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把握宇宙人生之道。”④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中运用类比方法说明事理可谓比比皆是，以致汉代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概括说：“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众而博贯之，则天下尽矣。”这也如同我们常说的由此及彼、触类旁通的思维方法，虽难免牵强附会的缺点。显然，典型作为类的代表的认识论作用与中国人所习用的类比思维传统非常契合，同类则易于比较，也易于学习模仿。按照塔尔德在《模仿的定律》中的说法，“社会存在，实质上都是模仿……社会上的一切东西，不是发明就是模仿”⑤。而且合乎逻辑的是，模仿式的学典型能造成类似格式化的趋同效果，这种“尚同”似又宜于集体主义意识的生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则是多多益善了。 二、马克思主义为政治典型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两个方面对政治典型的产生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首先，从功能指向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本指导思想，作为一元化意识形态的生存逻辑与典型本义所指示的功能具有一致性。典型的希腊文为Tupos，原义是铸造用的模具，并派生出英文单词type。但Tupos的衍生义“典型”、“模范”、“规范”、“模式”等已上升为主要意义。在古汉语里，典型也有相同的内涵，“……《说文解字》：‘典，五帝之书也’，‘型，铸器之法也’。段玉裁注：‘以木为之曰模，以竹曰范，以土曰型，引申之为典型。’”⑥典型作为“模子”之原义，很显然意味着一个模子只能铸造出无数同样的东西。但“典型”这一术语最终进入政治实践领域，与其所具有的“规范”、“代表”和“理想”等特有内涵是密不可分的。政治就必然意味着统治、管理、治理、规训和教化，也必然包含着政治家的政治理想，在这一点上与工匠打造出完美器具可以说是一致的。实际上，在对词源的追溯中，我们就会隐然感觉到“典型”概念的原义所寓有的这种普遍力量。所以，树立政治典型不再是“铸器之法”，而是示范引领社会。政治典型的产生过程就是政治家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外在化、客体化的过程。在现代汉语中，典型的核心涵义是“代表性”⑦，也就是作为典型个体的“一”代表无数的“多”。一元化意识形态的生存逻辑必然希望这世上无数的“多”能归于“一”，就像一个模子铸造出来的东西，不再是杂乱无章，而是整齐划一，多元归于一统，以致消除差异纷争，从而社会也就安宁易控。以典型为风向标，万众一心沿着同一方向前进，是一元化意识形态希望构建的社会图景。在这个意义上，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和典型的原义遵循着相同的运作机理，而政治典型又是一元化意识形态的模范响应者和积极行动者，所以，欲实现对社会之一元化整合而树立典型，将一元化的理念落实到一元化的物质载体“典型”上，则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