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自由主义谱系、评析与危机转向

作 者:

作者简介:
戴维来,1985年生,博士,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 200433

原文出处:
国外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的主流政治经济实践,主导西方政治经济议程长达40年,它通过放松金融管制、资本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扩大经济精英阶层的权力。尽管新自由主义支持者颂扬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消费者自由选择等优点,但其政策效果恰恰相反,通常会导致由商业大亨控制的保护主义市场,他们利用政府扩大影响力,维护资本食利市场,造成社会不平等加剧、财富差距加大。新自由主义的弧线遵循了历史上常见的模式,一俟经济金融危机发生即陷入困境。尤其是经过美国近两届政府相互碰撞跌宕后,新自由主义转向走到关键当口。须全面认识新自由主义建构政策过程,对其内置政治性、经济性、意识形态、社会性进行多向度评价,透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本质,研判新自由主义时代可能的发展走向,进而探讨资本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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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80

      尽管新自由主义是一个有争议且难以捉摸的术语,但在过去40年里一直是西方最重要的主导性政治话语,它为政治权威提供承诺的合法性,塑造了相应的竞争政治秩序和经济形态。新自由主义奉行以私有化、市场化、金融化、自由化为核心哲学的经济路线和政策方针,通过政治影响,把几乎一切私有化和市场化,将政治权力交给经济精英,使得阶级力量的平衡向资本倾斜,获得更低的税收、更少的监管、更多的产权保护等。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喜欢这些特征塑造的理想自由市场,但其社会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当前,全球化面临困境,各国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新冠肺炎疫情加剧经济困难,社会裂痕加大,资本主义的未来突然成为争论的焦点,新自由主义存续的前景也面临考验。

      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发展谱系

      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渊源是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支持经济放任自由和个人自由,反对政府过度扩张权力。古典自由主义强调自由竞争,倡导市场优先、个人在先、政府有限,政府是企业的“看门人”。然而,古典自由主义的弊端在现代大工业经济时代愈发凸显,遭遇大萧条后其对经济发展政策的主导让位于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后者强调政府对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主导,强化政府监管和规制。20世纪7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又让凯恩斯主义遭遇类似的困境。由此,新自由主义登上政治舞台。新自由主义的特殊性在于它如何界定政府的“性质和局限性”,实现严格限制政府监管力量的目标。

      (一)提出演进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

      新自由主义的出现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经济的强劲复苏。德国的自由主义者试图界定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框架,他们认为这是组织起来的社会经济,是保障个人自由的最佳途径。①在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大繁荣中,一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强调政府主导对经济发展不利,认为政治手段不仅缺乏效率,而且容易滋生极权独裁。他们开始集结对抗政府干预下的经济。1938年,一群自由知识分子在巴黎开会讨论西方世界面临的威胁,批判的对象不仅包括极权主义如希特勒主义、苏联集权主义,还包括英国凯恩斯主义和美国罗斯福新政。这次会议由巴黎大学教授路易·鲁吉耶(Louis Rougier)主持,会议提出新自由主义概念,探讨政府如何发挥作用以及法律如何践行作为“自由市场”守护者的重要角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像冯·米塞斯(Von Mises)、弗里茨·马赫卢普(Fritz Machlup)等一批奥地利经济学家在逃离欧洲的过程中,在世界各地传播新自由主义思想。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走向奴役之路》一书中反复强调,政治权力通过压制个人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极权主义对社会的控制。②因此,防止极权发生最好的方式是放开权力和约束权力。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建立在两条原则之上:其一,按照冯·米塞斯的观点,自我主义是社会的基本规律;其二,根据哈耶克的主张,自由市场能自发地解决经济问题。③他们将市场交换视为一种伦理,能够作为所有人类行为的指南。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这些思想家和经济学家开始为新自由主义正式登场进行理论准备和舆论造势。

      (二)兴起壮大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导致人们谴责更具干预主义色彩的国家政策,如“凯恩斯主义”或“嵌入式自由主义”。经济停滞和公共债务增加,促使一些经济学家主张回归古典自由主义,其复兴形式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反对将政府财政政策作为影响商业周期的手段,认为旨在重新分配财富的干预措施不可避免地导致极权主义。这一认知在处于冷战关键时期的西方尤为受欢迎。他们的观点受到英国和美国主要保守政党的欢迎。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也成熟起来,联合企业家、政府决策者制定了一套激进的自由市场方案。新自由主义因此变成一个权力实体,成为推动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的主要力量,有能力进入治理和政策的各个方面。④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地理学家、英国思想家大卫·哈维强调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政治经济实践和思想上,到处都出现了向新自由主义的强烈转向。⑤撒切尔关于新自由主义“别无选择”的格言成了号召,里根强力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议程,取代了自二战结束以来凯恩斯主义在全球经济决策中的主导地位。在美英强力推动下,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特别是冷战后,新自由主义不仅深入影响世界经济发展,而且还广泛渗透到很多国家的政治改革思路。

      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教条在一种政治必胜主义的氛围中展开。苏联正在衰落,并最终分崩离析,市场模式自信地认为战胜了计划经济,重大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似乎都得到了解决。唯一剩下的议程是消除阻碍自由市场的其他因素,然后和平与进步将占上风。这种心态促成了对其他国家面临的经济政策问题的“一刀切”:接受“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观念;大力推广并采用以私有化、放松管制、稳健货币和平衡预算为核心内容的“华盛顿共识”。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总结出“华盛顿共识”,包括税收改革、贸易自由化、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强有力的财产权利。⑥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美国一批经济学家针对拉美国家提出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如国有企业私有化、消除外汇和外资流动限制、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减少政府管制、削减公共开支等。这些政策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计划和“华盛顿共识”经济主张,通过霸权主义的话语传递到全球。新自由主义改革思潮从西方国家大规模地向发展中国家强力推进,首先在拉丁美洲,拉美国家如智利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议程始于1982年前后,随后十年的政策变化使其自由化程度与美国越来越接近,其他国家也稳步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然后,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紧随,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阵营中东欧国家的自由化达到顶峰。无论是新保守主义还是中左派上台,都没有太多的调整空间。尽管克林顿、布莱尔积极推行的“第三条道路”,对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实践做了调整,但实际上是将新自由主义温和化,并没有根本改变其哲学基础和意识形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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