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的新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对理解后冷战世界的基本特征，作了极令人深思的尝试。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对世界宗教与文明的深刻洞察，亨廷顿强调，国际关系越来越受制于文明的冲突，并且他认为这种情况有可能一直持续到21世纪。 西方一般认为，世界正日益形成一个统一的、共同的、受西方理想和价值观支配的文化。与此说完全对立，亨廷顿却预言世界各国正日益走向分野和“本土化”，因为文化因素（即宗教、语言、教育、历史和价值观）在国家之间塑造了联盟或敌对的集团，并决定着国际政治的未来，亨廷顿认为，亚洲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正在提高各自文化的实力和生命力。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西方若想继续作为世界强权存在下去，就必须保持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的统一。就此而言，美国作为最具实力和活力的西方国家，肩负着首要职责。 阅读该书，令人回想起马汉（A.T.Mahan ）正好在一个世纪前所写的一篇文章。马汉是位著名的海洋战略理论家，他对国际政治在19世纪所经历的变革兴趣甚浓，并苦苦思索新世纪国际政治的可能情景。马汉的文章《世纪展望》，于1897年9月发表在《哈珀月刊》上。 他写道：“通讯系统的繁荣发展”将世界的各个地区越来越拉近了，“物质繁荣与进步程度不同、精神理念各异、政治能力迥别的诸文明，也在迅速接近”。“起源不同，具有不同种族特性的文明”之间的相互接触，正在为潜在的冲突提供舞台。因此，依照马汉的观点，文明间关系正作为世界进入20世纪后面临的关键问题而显现。 马汉对非西方文明的转型特别感兴趣。非西方文明的转型作为西方商业与技术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结果，正在进行。尽管马汉没有明确地使用“现代化”这一术语，但他却描述了现代化的过程：迄今为止的传统、少变（对西方观察者而言）的社会转变为充满活力，致力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和军力扩充的实体。他说：“本世纪的历史是我们西方文明连续不断地对其他古老文明施加越来越强大的压力的历史。现在，我们放眼世界，就会发现世界的绝大部分正在从沉睡中惊醒。这是事实。”他对他所谓的“东方”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说：“东方正迅速认识到他们自己的物质优势和政治传统，二者的结合已经对西方构成了影响。”不仅东方与西方正在缩短将它们分开，使得只有少数几个“缓冲国”介于期间的距离；而且东方也在搬用西方的现代技术，并由此对西方的势力提出挑战。所谓“东方”，在马汉看来，似乎包括日本、中国（马汉特别关注中国的“巨大潜力”），以及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全部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共性在于，它们属于非西方，并处在“我们种族所从属的人民共和政体”之外。人民共和政体起源于古典传统和基督教，是由根本性的“精神原罪”维持的。东方的现代化并不会导致东方接受西方的精神文明。东方不仅不会西方化，而且仍旧与西方相异。因此，新世纪的关键问题是：“究竟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主宰整个地球，并决定世界的未来”。 以此为背景，马汉对于西方能否肯定取胜并不十分乐观。现代化的、非基督教的东方，将对现代化的、基督教的西方提出极为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将不得不准备以武力迎接挑战。他说：“必须准备以武力制止任何威胁性的骚乱，以在思想文化迥然不同、缺乏共同规范的国家之间，维持适当的平衡。”马汉认为，在这种文明冲突中值得慰籍的是，拉丁美洲国家显然正在变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然而，竞争将最终有损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精神活力与物质能量。他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美国承担着更大的责任”。美国必须作好准备，领导西方的“大部队”，以确保基督教文明避难所的所有保护屏障在几代时间内不被破坏”。 世纪不同，担忧一致 马汉的文章与亨廷顿的著作，尽管发表的时间相距100年， 但却包含着实质上别无二致的见解。首先，二者都强调文明的冲突是国际事务中亟待解决的首要课题。他们都认为西方文明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与宗教传统，不同于其他所有文明。人们认为这些文明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化，却从未被西方化。马汉和亨廷顿都觉得中国将是对西方的主要挑战者，同时他们又都相信拉丁美洲国家将继续（或转而）属于西方。他们把美国看作西方文明的救世主，但却担心美国精神活力的丧失可能损害美国的权力。只要非西方文明仍旧保留传统，发展不充分，与西方疏远，西方就没有理由担忧。但是，一旦他们获得了现代技术，发展了军事力量，他们就会构成对世界秩序和西方利益的严峻挑战。那时，西方将不得不考虑全球地缘政治，尽管西方习惯于从文明的角度界定自己的任务。冲突可能要在“缓冲国”（亨廷顿称之为“断裂带”）之间发生，冲突的结果则可能决定哪种文明占上风。 为什么相隔一个世纪，相似甚至完全一样的观点会重复出现呢？一种解释是，每个世纪末都是人们沉思未来的时期，并且历史上这种沉思多半倾向于采取寻找新兴力量的形式。马汉和亨廷顿都在非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过程中发现了这些力量。这种现象之所以被认为是新鲜的，就是因为它对迄今为止一直盛行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提出了挑战。20世纪，与19世纪一样，被看作是西方主宰的时代，以致于世界事务中的任何一个新因素都只能以挑战者的面目出现。因此，挑战就不可避免地被认为来自西方外部。今天，恰如100年前， 中国仍被当作世界事务中所谓崛起奇迹的最佳实例，这也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中国现代化但非西方化的形象，在20世纪的转折时期是尽人皆知的。它在某些方面引起了某种歇斯底里式的反应；极其明显的是，类似中国威胁的论调充斥于今日的美国和欧洲评论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