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政治的正当性？ 政治的正当性作为政治的一个价值判断，是政治伦理学、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命题。正当性，在非严格的意义上，可称为应当性、合理性和合法性。早期资产阶级学者运用这一个概念的初始意义，是针对封建专制国家的正当性、合法性提出质疑，具有反封建的历史进步意义。马克斯·韦伯考察西欧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认为政治正当性可分为“价值正当性”和“工具正当性”。所谓政治的“价值正当性”，是关于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最一般的价值理念和价值系统，是分析社会的政治系统和政治伦理的参照基点。所谓政治的“工具正当性”，是人类在“价值正当性”的基础上对政治发展做出的制度创制和组织创制。政治的“价值正当性”是政治正当性的实质，可称为“实质正当性”；政治的“工具正当性”是政治正当性的形式，可称为“形式正当性”。政治的“工具正当性”所具有的形式合理性，也是现代社会结构的客观属性”[1-1]。 政治正当性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人类社会为什么要有政治？什么样的政治才是理想的政治？对于政治内涵的不同回答，决定着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不同生命力。长期以来，人们经常把政治的本质同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国家、阶级、政党、社会集团、权力关系、政治关系、专政、统治、民主、法律、战争、战略、政策、策略等联系起来。如果用政治的根本问题去衡量，可以发现，这些观点大都从现象学的意义上解释政治问题。政治是人类的文明生活方式之一。在现代文明社会中，政治更是人类生存无法回避的事实。“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处处都会碰到政治。”[2]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城邦演进的基础上提出著名论断：“人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他说：“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这一命题深刻揭示了人类的社会本性。人组成一定形式的社会具有某种客观必然性。人天生需要公共生活，因为“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这就需要社会与国家，需要社会组织，需要形成比蜂类或其他群居动物所结合的团体“更高的政治组织。”[3-1]这种“政治组织”——政治体系及其政治规则的构造，正是人之为人的特点之一，因而人成为天生的政治动物。马克思在评价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论断时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4]，从而肯定了这一论断。 从人是社会的“政治动物”这一基本事实出发，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政治的目的在于追求“至善”，道德就是政治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我们个人及社会全体来说，“主要的目的就在于谋取优良的生活。但人类仅仅为了求得生存，就已有合群而组成并维持政治团体的必要了”[3-2]。政治正当性的实质就在于谋取“优良的生活”。 政治正当性具有优先性 政治的正当性，是政治秩序获得承认的价值根本和价值理由，即哈贝马斯所说的“一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政治的正当性给予政治以正当的理由，是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政治秩序得以存在和被维护的前提。政治的正当性，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优先性。“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1-2]卢梭认为：“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因为，“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5]。罗尔斯在深入研究制度的伦理意义时认为，制度伦理与个人伦理相比，具有特别优先的地位，具有优先性。罗尔斯所说的制度优先性，是指制度所具有或所包含的伦理价值的优先性，即政治的正当性具有优先性。“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6]。他认为，政治制度的核心是社会正义。当人们谈及个人伦理的时候，必然涉及制度伦理，即通过人们的社会存在去理解人，在社会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去研究人、观察人。因为，对个人伦理的改造有赖于对社会制度的改造。相应地，对制度的伦理评价应当优先于对个人的伦理评价，有关制度正义的选择应当优先于个人义务的道德选择。我们首先要研究的是选择、优先性、价值问题，而制度、程序和权力则处于第二位[7-1]。 如上所述，政治的正当性在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优先性，具有决定意义。 第一，谋取“优良的生活”，是政治生活和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政治发展到今天，面临五大基本问题：一是国家成员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问题，即公民资格问题；二是政府职能的范围问题；三是权威的来源及合法性问题；四是权力的制度化问题；五是国家规模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任何政治都要回答这些基本问题并且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哪里出现这些问题，哪里就有政治；反过来说，哪里有政治，哪里就有这些问题。政治就是处理这些问题的适当方法[7-2]。这些问题都是围绕着政治的正当性——政治与“优良生活”或“善良生活”的关系而展开的。上述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革，都会引起一系列变化，但它们本身并不是政治变迁的根本动力。从它们与权力结构及其使用程序的相关度来看，宪法、制度和权力分配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只有政客和官员们，即那些政治体系的操纵者们，才会最直接地感受到它们的重要性。普通百姓关心的是，政治能够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人生梦想带来什么。惟有发现现有的方法无法实现自己的需要时，他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要改革现存制度和重新分配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