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是“学”吗？乍看上去，这是常识；但这个“学”字，到底是指“学问”“学科”还是“科学”？①我们谈论“比较政治学”时，究竟是指关于“比较政治”这一客观对象的“系统知识”(学问)、按照学问性质划分的“门类”或“教学科目”(学科)，还是反映某类特定社会现象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科学)？三重义项相互关联，略加整理，不妨归结为三个问题：(1)作为“学问”，比较政治学到底是关于什么研究对象的学问；(2)作为“学科”，怎样的“学问性质”，尤其是需要回答什么样的“问题”可能让比较政治成为自成一体的学科门类；(3)作为“科学”，比较政治能够以何种方法揭示“客观规律”。② 一、引进来的“学科自觉” 中国有三千余年未曾中断的政治实践经验和深厚思想传统，但“政治学”却无疑是近代西洋舶来品。不过，基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国内的政治学学科划分习惯与欧美学界差别较大，我国现行研究生培养目录内，政治学下列的二级学科有“中外政治制度”却没有“比较政治”；受“政法”传统影响，国内政治学科恢复早期与“比较政治”相关的课程与教材名称也主要是“比较政治制度”。 1987年，王沪宁所著的《比较政治分析》和曹沛霖等翻译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同年出版，前者是国内学者第一本较为全面的比较政治论著，后者则是国内首部冠名“比较政治学”且被广泛使用的引进教材。③也是在1987年，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首个中译本在国内推出，④此后两年间，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⑤以及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和维巴(Sidney Verba)的《公民文化》⑥多个中译本陆续面世。上述著作与译著的出版，堪称比较政治在当代中国政治学界确立最初地位的标志，对国内的比较政治研究与教学影响深远。此后三十年间，国内学界陆续译介了不少比较政治专业著作，引进的教科书也有10余部。2016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唐士其教授领衔翻译的《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由人民出版社推出，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正式出版的篇幅最大的比较政治专业参考书。中国内地学者编著的“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政府与政治”“比较政治制度”教材自21世纪以来亦陆续面世，迄今已有20余种。专业论文方面，除大量散见于各种学术期刊上的比较政治研究成果之外，2010年创刊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辑刊持续出版至今，刊发了大批国内学者的比较政治研究作品。⑦可以说，30余年来，国内政治学同仁从有意识地学习、引进西方成果开始，教材编纂、科研发表、人才培养等方面逐步正规化，已经确立了比较政治研究的“学科自觉”。 伴随着学科意识的强化，原本在美国政治学界惯用，与“政治理论”“本国政治”“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等研究领域对举的“比较政治”，被国内同仁习惯称之为“比较政治学”。与此类似，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学者也越来越频繁地用“国际关系学”取代“国际政治”或“国际问题研究”这样的传统说法，或者把“国际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当作同义词。但“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都是相对于“国内政治”而言的，一望即知有明确所指的对象；而所谓“比较政治”和“本国政治”，除研究者视角上“他者”与“自我”的差别之外，其实都是以各国“国内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当然，中文语境里“中国政治学”“国内政治学”“外国政治学”都难免产生歧义，但这并非国内政治学界顺理成章地接受“比较政治学”这个标签的主要考量。 究其根本，在引进和塑造“学科自觉”的同时，我国政治学界并未特别留意斟酌欧美政治学中具体研究领域的划分到底是怎么来的，只不过依照一般的术语标签惯例，把比较政治研究称为“比较政治学”，却往往忽略了这个说法在中文语境之中是否符合一种“学问”或一项“学科”的命名习惯，是否有明确清晰的语义边界。 当然，也有学者赞成阿伦·李帕特(Arend Lijphart)的说法，认为“比较政治是政治科学分支中唯一以研究方法而非依照其研究实质内容加以界定的分支”。⑧倘若对照“分析化学”这样看似由“方法”界定，实则就是一门学科研究方法的自然科学分支学科，⑨李帕特的说法不但近乎文字游戏，更容易让人混淆“比较政治”与“研究方法”。比较政治研究既有大样本的跨国比较研究、若干国家(狭义的)比较研究，也有单一国家(个案)研究，并非只有涉及两个国家以上的研究才能叫作“比较政治”。显然，除了规范性政治研究之外，经验性政治研究规矩都是一样的，不分国内还是国际。 因此，“比较政治是以方法划界的政治学分支学科”本身就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表述。如果不澄清其研究对象、实质内容，界定清楚其内涵和外延，“比较政治学”就不过是引进来、照着讲的“方便标签”，也无益于确立真正的“学科自觉”。 二、作为“学问”的比较政治：研究对象如何变成外国政治 与国际关系不同，比较政治与本国政治的研究对象都是“国内政治”，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追求上，比较政治与本国政治本无实质区别。比较政治被缩减为对“外国政治”的研究，一方面正如潘维教授所言，“‘本国政治’被政治，而非政治学，赋予了特殊重要性。……‘本国政治’不仅要改善对本国政治的理解，更被政府赋予向本国国民说明本国政府和政体正当性的任务”⑩；另一方面，这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社会科学各学科演进分化的特殊轨迹塑造的特定历史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