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尤其是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影响，取得了喜人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更加深刻，对未来的发展趋势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可是，一旦将民粹主义理论用以分析社会现实问题，尤其是分析当下中国社会民粹主义产生的背景和条件，这套民粹主义的批判性话语，其解释力并不令人信服。况且，对民粹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理论反思缺乏深度，很多关键概念没有澄清，常常陷入范畴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批判民粹主义成为精英话语的表现形式，从积极角度看警惕民粹危及社会稳定，防止民众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表现出知识界的审慎精神；从消极面看，亦成为阻碍民众权利伸张的话语霸权，似乎民众一旦形成群体性抗议，任何一点过激过火行为，都可以打上民粹主义的标签。民粹成了一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又显示出精英的傲慢和偏见。因此，从理论上反思民粹的来龙去脉，分析中国现实中的民粹现象之成因，就显得尤为迫切。 民族主义并不必然导致民粹 现代国家是民主国家，也是民族国家，民族与民主是现代国家的两个支点。学界批判民粹主义多着眼于其对代议制民主的歪曲和误用。现代民主以废除封建专制和绝对王权为前提，以人民主权为原则，因此质疑人民主权者不多，而对如何实现人民主权却是众说纷纭。从人类经验世界看，成熟的民主往往是自由的民主、代议制民主和宪制民主。自由是民主的价值尺度，代议制是实现民主的可行性形式，宪制是民主政治运作的基本规范。理论阐释的无奈在于，、我们在经验世界中无法找到没有限定词的民主，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在所难免。民粹主义往往要打破现代民主，质疑经验世界中的民主，以更为彻底的平等精神来实践与创造新型的民主形式。他们不满足于政治自由，而要不受约束的意志自由；不满足于代议制的间接民主，而要直接民主；不满于法治手段实现民主，而要广场聚集抑或暴力革命的民主。“民粹主义是一张晴雨表，透过它，我们可以诊断代议制政治体系的健康状况。……哪里有民粹主义者，……哪里就有充分的理由对代议制政治的功能进行检视，哪里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它的某些环节可能出了故障。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接受民粹主义者的解决方案，而是意味着我们对民粹主义的出现应该敏感。”[1] 可是，对民主与民粹的关系的反思，往往忽略了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实际上，民族主义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必要条件，并不必然导向民粹主义。按照安德森的看法，民族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它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也是享有主权的共同体。这种想象是以特殊主义的方式被唤醒的，它召唤出强烈的宿命感和历史使命感，使人投入其中，粉身碎骨在所不惜。而作为现代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背后的普遍主义预设，都忽视了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创造物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民族主义是一种社会病态和疾病，尤其是民族主义的地方性特征，常常被归结为非理性的狂暴力量。这样，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逻辑中，民族主义都无法得到恰切的对待和有效的理论阐释，一直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2]如果我们承认现代政治正当性的客观面向是宪制民主制度，主观面向是个人认同[3]，那么个人认同就不仅仅体现为对自由民主价值的认同，同样表现为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宗教认同在现代民主制度的政教分离原则下，有比较合理有效的解决。但民族认同与民主认同常有冲突，在民主转型国家，脆弱的民主制度常常被民族主义所困扰；只有在成熟的民主制下，民族认同与民主认同才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并行不悖。民族主义，无论狂热还是温良，借助民主制度和机制，是能够有效防止其狂暴之面向的。 每次民族尊严和利益面临危机或受到侵害时，民众最原始的本能和认同感都会油然而生，作为“我们”的边界意识都会被激活，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其实再正常不过了，关键是表达方式，只有缺少民主制度驯化的民族主义才会沦为民粹的滥觞。可是，因此而诟病、抛弃民族主义恐怕也是不恰当的。如果任何民族利益关切，都被斥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最终一定会伤害民族利益。毕竟，全球公民社会和世界公民迄今还是一个伟大的文明理想。比如，最近南海仲裁案，海内外中国人无论社会制度差异、价值观念冲突，无论平时争论得如何激烈，但均一致强力反对，表现出相当强劲的民族认同。换句话说，民族大义优先，内部治理的方案选择和主义话语则服从于民族大义。可是，当民间社会表达民族认同时，精英即指责其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恐怕也不是太妥当，当然民间行动囿于知识结构、思维模式，有的行动过于激烈，并不值得提倡。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最基本的行为体还是民族国家，为实现国家利益计，国家理由的幽灵亦从未消散，时时发作。人们对此不以为忤，理所当然，只不过对国家理由的运用条件和范围有所限制罢了。他国若以此来损害我国，在谈判失效之际，最终解决问题的方案恐怕还是实力对比，任何说辞都是服务于实力原则，而弱国借助国内民族主义思想，亦可有效地对强国和国际社会施加压力，求得自身利益最大化。当然，必须用法治手段解决国内问题，严格限制国家理由的非常措施，实现文明的治理，那种动辄以国家理由为借口，以施密特决断学说为理由，为任何不正当的事件辩护，实质上是对国家理由学说的滥用。 应警惕操纵民粹者，抗争不是原罪 民粹泛滥在很大程度上肇端于政客操弄，以及知识精英与政客合谋污名化民众的抗争行动。因此，我们首先要追问的是，谁滥用人民主权，致使民粹泛滥，酿成灾祸。固然，民众可以滥用人民主权，提出不合理的政治要求，追求绝对平等，蔑视程序正义，不信任民选代表，等等。但缺乏组织的民众，原子化个人的行动力量是有限的，危害也是可控的。真正对人民主权滥用的是政客，尤其是掌权的政客。他们借助组织资源，利用行政权力，动用暴力工具，动辄诉诸人民，口口声声奉承人民，把人民捧上天，口惠而实不至。其实，民众不过是他们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民主不过是他们的遮羞布，而民众只是名义上的主人，实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奴隶，他剥夺了民众反抗他本人的可能性，表面上追捧人民，内里却蔑视人民。换句话说，民众中表现出的民粹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政治人物对民众的有意识的操纵和利用。民众的斗争热情，如果有制度化的渠道，一是不会持久，二是后果不会太严重。当政客堵塞民众利益表达的渠道，垄断利益代表机制，只有它才能代表民众，只有它才是民众的保护者和化身的时候，民粹的社会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中奉旨造反者所掀起的狂潮，殷鉴不远。因此，将民粹仅仅归结为民众的愚昧是远远不够，作为被动的大多数，他们可能蕴含狂暴的力量，其破坏性足以颠覆文明；他们也有善良的能量，其善良足以令人动容，而其愚昧更是令人同情。以本质主义视角，斥之为暴民或顺民，过于简单化了。真正应该谴责与警惕的是造成愚昧的原因和对愚昧的不当利用，反思民粹现象，不应轻轻放过施动者，放过滥用人民主权而运动群众的个人或组织之民粹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