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政治文明和国家政治治理水平的发展，政治信仰在人们的精神世界和国家的政治文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生活在政治文明时代的人们，对自己的政治信仰越来越自觉，同时，对国家和社会所倡导和引导的政治信仰也越来越关注。因此，从理论上探讨政治信仰很有现实意义。 一、政治信仰与政治文化 政治信仰是指特定社会和国家的人们在对某种社会政治体系及其理论学说认同、信服和敬仰的基础上，进而奉为自己言行准则并身体力行的精神体系。在社会政治领域里，存在着不同的论述政治根本问题的系统理论和追求不同社会制度及社会理想的政治主张，人们在参与政治活动中，必然会信服其中符合自己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价值追求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把它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并为它做出努力，这就是政治信仰。 在我们上述对政治信仰的界说中，有三层内在联系的意涵：第一，从其形式看，它呈现为一种人们政治生活中的主观精神状态；第二，从其内容看，这种主观精神状态却不是凭空的，而有它的实在的客观内容，这就是它所信奉的那种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所阐明并倡导的政治理想，而这种政治理想总是基于一定的政治现实的；第三，正因如此，政治信仰中蕴涵着个人政治意识与社会政治文化的统一，蕴涵着个人的政治信仰与国家的政治理想的一定程度的统一，蕴涵着个人主观精神状态与客观社会现实的统一。政治信仰在社会的政治系统中隶属于政治文化。不同的政治文化会孕育和形成不同的政治信仰。政治文化与政治信仰虽是逻辑上的隶属关系，但仍然是一定张力下的互动。现在对政治文化的界说和研究很复杂，在这里，我们从“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来观照和规范政治文化，在此基础上探讨政治文化与政治信仰的相应关系。 (一)观念层：外张型与内缩型政治文化及其政治信仰 就对政治信仰的影响和支配而言，观念层的政治文化大体可以分为外张型和内缩型两种。所谓外张型的政治文化，是指立足于一种既超越人类本身，又超越对象世界，具有“彼岸意识”之政治理想的政治文化形态；而所谓内缩型的政治文化，是指立足于绝对以人为中心的现实生活，具有“此岸意识”之政治理想的政治文化形态。不管是外张型还是内缩型的政治文化，它们都是从宏观上对政治信仰进行孕育、定型和控制，以确立与自己尽可能保持一致的政治信仰。 西方文化，在它那繁茂纷然的政治哲学发展的同时，形成了它发达的外张型政治文化。柏拉图不仅在哲学上给人类创造了一个灵魂的世界，而且也在政治上筑构了这个灵魂世界，这就是他的《理想国》——一把政治文化的开山斧。就是这把开山斧，犹如石破天惊，引导出了像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康德等一批优秀的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承先师古，在《理想国》的基础上再作《政治学》，就是在这部著作中，人被规定为“天生的政治动物”——个人和国家第一次在本质上合二为一了。也就是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他的政体分类的学说：“共和政体”(可以变型为平民政体)、“贵族政体”(可以变型为寡头政体)、“君主政体”(可以变型为僭主政体)，政治学说获得了它的成熟的理论形态并走向精细化。固然，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据此而挽救古希腊城邦奴隶制走向历史的断头台，但是，他的政治学说却成为一种“文化血液”深深地在他以后的政治文化中根植流延。在他之后的霍布斯正是从现实中看到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各种政体的残酷的变态之后，愤然指责这种变态的政体使“人对人是狼”，他热切地向往“君主专制”以便“以狼对狼”——社会契约理论在他的理论中被奠定。他这种充满着火药味的革命的政治理论被洛克批判地继承。洛克指责霍布斯不应该把国家君临于契约之上，而应使国家成为契约的一方，这样人民便可以随时起来革不守约的命——君主立宪制成了洛克心目中的理想政体。应当说，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的最大贡献不在别的，就在于他继承和发展了洛克的分权学说，使他的社会契约理论更加措施化，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在权力制约下的民主自由获得了理论的规定性。 从这种政治文化中我们看到，西方文化虽然非常重视人类自己的理性，但却始终没有形成对人类自身的绝对崇拜，在它的思维深层隐藏一种超越于人类理性本身的东西，这“东西”又不断支配着人类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否定人类理性思索的结果。那么，支配着西方政治文化一步步朝着更高形态发展的深层动力是什么呢？结论是：对一种永恒和终极的追求。人类崇尚自己的理性，更仰敬这种永恒。在永恒和终极面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只能是暂时的有限的。总统的权力在现实中无论多么的至高无上，但却超越不出人的有限性和暂时性，因此，西方政治文化始终没有塑造出一个中国式的“皇上”来。这就是由这种政治文化所孕育的政治信仰的“外张性”特点——最高的信仰并不指向人类自身，始终有一种超越人类的东西在牵导着人们的政治信仰。著名思想家克里斯托弗·道森通过以欧洲为典型对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得出结论说：“在不断变化的西方文化模式的背后，有一个活生生的信仰赋予欧洲以一种特定的精神整体感，尽管所有的冲突和分裂以及社会派系也在它的历史上留下了印记。要找到这种信仰精神与新兴变革运动之间的联系常常是困难的，这种新兴变革运动似乎常常代表了对任何共同的精神基础的一种激进的否定。然而，当我们仔细地研究这些运动时，我们常常会发现这种联系确实存在。”[1] (P14)这种“活生生的信仰”就是西方政治文化中以基督教的特有形式表征的超经验、超人间、超人世，带有“天堂”式终极美好性的政治信仰。 中华民族是在独特的文化氛围中发展起来的，大一统家长制政治组织的形成，并依靠家法观念协调着社会发展与个人行为，形成了伦理政治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国同构是这种文化的典型写照——它绵延几千年，驾驭着中华民族形成了巨大的历史惯性。这期间，虽有儒学孔子的鸿篇巨制《论语》，但却不具柏拉图《理想国》的超越，“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2] (P119)寥寥数语，朗朗几声，驱赶了鬼神，却远离了“终极”。难怪黑格尔如此小看孔子，说他“只不过是个平庸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没有一点思辨哲学”。这期间，也出现了至今尚被盛赞具有“夸父追日”之超越风范的老庄学派，在老庄学派中，虽有如西方西塞罗等人的“袭自然之法治吾之天下”的胆量和气派，虽具像西方的人民主权、社会契约、万民平等的理论潜力，但终因骨子里浸透着阿Q精神而未能登“大雅之堂”，从而流于江湖自生自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