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2)12－0143－08 1922年，梁启超先后为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和东南大学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在讲授过程中，他计划编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尽管后来因病没有完成其宏愿，但已经开启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建设之端绪。自此以降，围绕中国政治思想出版了不少论著或教材。就通史性的论著或教材来看，在大陆影响较大者有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曹德本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建设前后凡90年，为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进一步推动学科发展，使课程和学科体系更趋完善、成熟，我们将从主题、内容和线索三个方面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体系建设进行再思考。 一 中国政治思想到底贯穿着什么主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同“政治思想是什么”密切相关。 梁启超认为，“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而他的讲义“专言政治哲学”，也就是“中同学术”中之一部分。他还指出：“我国自春秋战国以还，而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其政治思想有大特色三：曰世界主义，曰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曰社会主义……此三种主义，为我同人夙所信仰。无论何时代何派别之学者，其论旨皆建设于此基础之上。”①广而言之，政治哲学或政治思想要“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那么中国政治思想的主题就是要把政治生活的“理法”即“世界主义”、“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揭示出来。梁启超的看法不无道理，但是除了他所举的三大主义内涵本身有争议外，后来的应者寥寥。就其缘由，多半是他没有给“政治思想”以一个明确的界定。1937年出版的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最大的特色在于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研究政治思想，这鲜明地体现在其对政治思想的简短界说中：“政治思想是什么东西呢？它并不是和经济思想相对立的东西，毋宁是人类各别阶级的阶级斗争思想的集中表现，而为其行动指导的原理。所以政治思想史，本质上系同于社会思想史，只有其范围大小的差异。”②这个界说明显受到列宁的“思想史就是更替史，因此，也就是思想斗争史”③的影响，将政治思想作为“阶级斗争思想的集中表现”，虽然体现了政治的本质，但是政治思想并不完全是这样。即便是为了指导阶级斗争，那么阶级斗争究竟又以什么主题来展开呢？这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思想就比较容易忽视或简单化如有关国计民生等其他思想。吕思勉有关政治思想的认识是比较独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不同。政治制度，是有事实可考的，历代都有记载……政治思想则不然，他是存于人的心里的。”④相对于“事实”之表现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意识、观念和学说。这实际上成了刘泽华等人对政治思想界说的先声：“政治思想是一种理论化的政治意识。它是政治心理的升华，因而比较系统、比较定型、比较深刻。”⑤这个看法明显受西方有关“政治文化”界说的影响。在长期研究中国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刘泽华提出了一个影响较大的看法：“我认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题是政治思想，政治思想的主旨是王权主义。”⑥他还指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题是什么？千头万绪，可归纳为如下三点：君主专制主义；臣民意识；崇圣观念。由古代政治观念向近代政治观念的转变，主要是对上述三者的超越，即由君主专制主义向民主主义的转变；由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由崇圣观念向自由观念的转变。”⑦我们同意他对古代政治思想主旨以及古代政治观念向近代转变的趋势的看法，但贯通古今，“王权主义”还能不能作为政治思想的“主旨”？这需要进一步去探讨，“王权主义”和“民主主义”有无共同的关注点？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几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基本上延续了从意识的角度来看待政治思想。有的学者认为：“政治思想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定的形式。它所反映的是客观社会中的各种政治现象，其中最本质、最核心的是国家政权，由此，可以说，政治思想是人们关于以国家为核心的客观政治现象的观点和理论的总和。”⑧有的学者明确说：“政治思想史是以政治的观念形态为研究对象的”，这些“观念形态”是“关于政权的态度和主张”。⑨如此看来，他们都将国家政权作为政治思想的主题。应该说，从宽泛的角度看，无论“王权主义”还是“国家政权”都是不错的。这一时期的高教版政治学专业教材回避了关于政治思想的界说，概括地认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内容，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包括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哲学、政治伦理和政治思想。”⑩这就等于说中国政治思想有“完整的思想体系”，而没有明显的主题。以上有关“政治思想”的界说，尽管不同程度地涉及中国政治思想的主题，但存在明显的限制：或不足以概括纵贯古今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或存在简单化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倾向；或主要站在今天的立场，用当下的理论观点去剪裁中国政治思想史。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政治思想有无一个鲜明的主题，确实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当然也可能是一个伪问题)。对于典型的“写的历史”，我们既不能容忍杂乱无章的“涂鸦”，也不能满足于列传式的精英思想之“编排”。中国政治思想源远流长、古今有变，究竟用什么来贯穿它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试图探究的是：古今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是否面临相似的中心问题？正如当代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F.墨菲的疑问：“社会怎么可能呢？人们迥然不同的愿望、目标和动机怎么会与公共安全及秩序的需要相一致，又怎样能符合使得生活正常运转这种要求呢？”(11) 思想家和西方思想家表达出人类欲求一种有秩序的生活。正如有的学者总结：“众多拥有不同需要、不同利益的人聚合在一起，大大增加了环境的不确定性……此外，利益的对立与冲突，也威胁到群体生活的稳定性。这些无论对于个体的生存与安全，还是对于共同体的维持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因此，人们必然要求于相对稳定的方法、程序、规则来降低环境中的偶然性，增强社会行为的可预期性，营造出一个‘个人的人身、财富免遭侵害的、相对安全的社会秩序’。”(12)由于“没有一位政治理论家曾主张一种无秩序的社会，也未曾有哪位政治理论家提议以不断的革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13)，所以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为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而努力。儒家开创者孔子将“正名”视为从政的优先选择，大概也是基于对某种秩序的渴求。萧公权所言甚洽：“推孔子之意，殆以为君臣父子苟能顾名思义，各依其在社会中之名位而尽其所应尽之事，用其所当用之物，则秩序井然，而后百废可举，万民相安。若觚已不觚，则国将不国。然则正名者诚一切政治之必需条件也。”(14)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孟子对“天下恶乎定”的问题给出“定于一”的回答(《孟子·梁惠王上》)，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康有为所说的“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15)，孙中山希望“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16)，无一不表露了他们对“治平之世”的强烈渴望。如果借用当代社会政策学家的话说，对“秩序”的追求是所有人的“基本需要”之一，这些“基本需要的满足理所当然地优先于想要(wants)的满足，正是这个信念使人们在这些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产生了抱怨”(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