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独立后不久，其建国元勋就发生严重分歧，并形成了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和以杰佛逊为首的杰佛逊党人两个派系。他们之间有很多分歧，但是最为重要的就是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试图要建立一个中央权力比较强大的政府，而以杰佛逊为首的杰佛逊党人则更强调分权制衡和各州的权益。为了在政府和社会中赢得更大的支持面，这两个在理念上都反对派系政治和政党政治的阵营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加强自己的组织以及在各地的影响，并在18世纪90年代先后发展成了世界上最古老的两个政党，即联邦党和由杰佛逊、麦迪逊创建的民主共和党(Cunningham 1965)。 政党这一组织现象从诞生至今其实不过短短二百多年。但在今天的世界，政党政治已经主导了几乎所有国家的国家政治，同时“政党危机”也成了大多数政党经常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政党是在什么条件下兴起的?政党从诞生到今天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遵循着什么样的发展规律?当前世界的政党政治呈现的是什么样的势态?这一势态形成的原因是什么?世界各国政党的组织形式有什么重要区别?这些区别又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政党危机是各国政党不得不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些都是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世界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变迁是决定政党的形态和性质的关键。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近代以来世界意识形态的消长规律及其背后的社会学原理，本文还用较大的篇幅探讨了阶级、民族、自由主义和零和扩张性宗教这些现代世界中最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各自所具有的一些基本性质。①因此，本文还可以被看作是一篇分析不同意识形态各自的性质，以及这些性质如何影响着世界的政党发展乃至整个世界局势的文章。 政党政治的起源 要了解政党这一组织现象从产生到今天发生了哪些最为重要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背后最为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政党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产生的。从美国政党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出，政党起源于派系政治。但是，派系政治从古就有，而政党政治却是一个现代现象。为什么派系政治没有在传统社会中转化为政党政治呢?笔者认为，派系政治转化为政党政治需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政党政治出现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派系政治的制度化。但是，政治派系在传统社会中的生存和壮大严重依赖于君主的偏好。也就是说，君主一旦不喜欢某个政治派系，这一派系就很难长久生存下去。但是，君主的偏好是不稳定的，出于防范心理，君主也不喜欢任何派系持续坐大。哪怕说某个派系完全支持君主，君主也会对其不放心，更不必说那些失去了君主偏爱的派系。中国历史上几次著名的“党争”，比如晚唐的“李牛党争”、北宋的“新旧党争”、晚明的“东林党争”，都只是在君主权力较弱或者权力受到严重掣肘时才能得以持续，并且这种公开的党争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成为制度化的常态政治现象。可以说，只要君主的势力在传统社会中足够强大，派系政治就很难被制度化。这就是说，政党政治只会发生在一个君主或者国家权力受到制约的国家。 第二，派系(faction)在古今中外都是一个负面概念。中国就有所谓的“君子不党”、“结党营私”(这个“党”应该理解为“派系”)等说法。大多数西方先哲，包括伏尔泰、孟德斯鸠、休谟等等，也都对派系有非常负面的评价(Sartori 1976)。但是他们对政党的评价却很不同。伏尔泰就说过“政党并不见得是一个令人憎恶的概念，但派系却永远令人憎恶。”(转引自Sartori 1976，第3页)。为什么会产生这一不同的评价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意识形态。派系的背后是很难拿到台面上来的权力之争，而支撑政党的却是堂而皇之的价值观或者说意识形态。可以说，意识形态是政党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制度化了的派系政治要转化成为政党政治必须要有另外一个条件，那就是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但是，直到现代社会到来之前，某一宗教往往是某一地区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形成了所谓的儒教世界、伊斯兰教世界、天主教世界等等。在天主教主宰欧洲时期，虽然新的思潮时有出现，这些思潮都必须表达为对天主教的不同解读，并且在天主教内部制度化成为各种具有一定的派系性质的修会(比如本笃会、熙笃会、方济各会、耶稣会、多明我会)。只要某宗教在某地区的霸主地位不变，该地区就很难出现能替代该宗教的意识形态，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也很难从传统的宗教派系分化出来。 第三，一个有意识形态支撑的政治派系能够做大成为规模庞大的政党，民主选举范围的扩大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政府高层的争权夺利，或者是小范围的选举，只需在少数人中间就能够实现。民主选举范围的扩大使得党员规模、党费、党产、党纪、党员动员机制、党员忠诚等等成了一个政党成功的关键。政党也因此发展成了规模庞大的政治团体。 世界上最早的政党产生在英美两国。了解了政党产生的三个初始条件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政党政治发源于这两个国家。亨利八世(在位时间1509-1547)时期，英国出现了独立于天主教的英国国教，天主教在英国的意识形态垄断地位开始被打破。到了17世纪，世界上第一个具有系统性的世俗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在英国取得了很大影响。意识形态在英国呈现了多样化，为政党政治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同样在17世纪，英国的皇权逐渐削弱，议会势力不断增强，这使得比较稳定的或者说是制度化了的派系政治在英国成为可能。光荣革命(1688-1689年)前夕，英国国会中出现了两个稳定的派系，即拥护君主权力的托利派和主张限制君权加强国会权力的辉格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