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6)04-0095-05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股触及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态的政治转型浪潮席卷了南欧、东亚、拉美和前苏联东欧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这场大规模的政治转型浪潮，不仅导致了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剧变，而且对政治学研究，尤其是比较政治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冲击。由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所组成的三级分类比较框架就此崩溃，传统政治发展理论因其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倾向、单线发展理论和狭隘经验主义等内在局限性①，已不能对这种新的政治现实进行充分的解释和说明。作为对上述挑战的应答，一大批学者开始从全新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和探讨，结果就是比较政治学中一个新兴研究领域——政治转型研究的开辟与发展。所谓政治转型就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发生的以政体转变为核心的有关政治制度变迁和政治生态变化的现象与过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一新兴的学术领域成为一个“直线上升的行业”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学者们对之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目前，政治转型问题研究不仅研究领域在拓宽，在理论范式上也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③其中最主要的理论范式有四种，即比较现代化理论、战略选择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本文拟对之逐一进行分析与评述。 一、比较现代化理论与结构分析法 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从比较的角度对这一过程进行研究是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特征。它主要围绕着“传统——现代”这个路径来分析政治发展与现代化问题，注重从宏观的社会历史背景中，通过对政治变迁发生的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条件的考察和比较，来分析研究其发生原因和发展进程，体现出了非常浓厚的“社会——历史”特色。 “结构分析法”是比较现代化理论在政治转型的具体研究中运用的比较多的分析工具。其从结构的观点出发，认为一切政体之所以发生转型，是基于与其政体相关或相互依存的结构条件发生变动所导致。这种观点假定任何政体的起源、巩固与变迁都与其相应的种种经济或社会结构有密切关系。经济结构如资本积累的阶段、进口替代的升级、生产循环、出口变动等；社会结构如阶级的冲突与平衡、利益集团的关系、所有权的模式、家庭结构等；还有更大范围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等。一旦这些条件或是属于整体结构的某一部分发生变化，则政体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在分析焦点上，结构分析法大抵集中在政体发生危机的原因，或是导致其之所以转型的起源上，至于转型启动后的动态过程则着墨较少。 结构观点的转型理论基本可以区分为社会动员论(social mobilization analysis)和历史结构论 (historical structural analysis)两类。社会动员论实质上是一种微观的、化约式的政治社会学分析方式。社会动员论者将社会动员界定为“旧的社会心理信守(commitments)遭到破坏，而使人们承受新的行为及社会化模式影响的过程”④。其分析逻辑是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大众传播等社会动员手段和条件的发展或改变，将会导致民众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的变化，影响到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或政治稳定的程度等，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从而推动政治转型或民主化的产生与发展。在这里，政治转型或民主化被化约成一组可变异的指标，如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或政治稳定的程度等，而先决条件即社会动员的手段和条件也同样被化约成经济发展、教育、大众传播等，且是以先决条件定量分析的变异程度来判断政治转型或民主化的变异程度。社会动员论者对政治转型研究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经济发展导致政治民主。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西蒙·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通过对50个国家的样本分析就发现：“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民主较多的国家，财富、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以及教育水平的平均值要高得多”。⑤此后，有不少学者继续运用各种统计分析技术，检验李普塞特针对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所提出的假设，都发现其间存有正向的关系。⑥在 1994年发表于《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的《对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的比较分析》一文中，李普塞特仍然持同一观点。⑦ 但是社会动员分析的解释类型大多是就已经充分民主化国家的经验加以反省，而不是探讨正在发生政治转型国家的实况，而且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社会动员论者所崇尚的经验资料的跨国比较也很容易出现“定时化”的谬误，即假定所有国家都是在同时展开社会发展，此类研究多半注重某一特定时段内静态指数的比较，而忽略了长期、动态的变化。事实上也存在着不少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并非正向相关的异例，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亚地区普遍出现的“经济发展、政治威权”现象。由此可见，社会动员论者从经济社会结构入手，通过对经济发展、都市化等现代化指标的测量去推估政治转型的发生，尽管有其合理性，即证明了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是政治转型发生或民主化的重要要素之一，但还不足以解释政治转型究竟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