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026（2006）04—0068—05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是当今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之一，但目前对于其早期社会分层理论建树的介绍，国内鲜见。他的社会分层理论集中体现于《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1973年）一书。吉登斯从阶级关系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层面出发去考察阶级和阶级社会，运用自己独创的阶级关系结构化理论分析了当代发达社会的上、中、下三个阶层，对他倡导的中左政治路线有直接影响。吉登斯的社会分层理论为我们提供一个认识发达社会阶级结构的一个批判性视角，同时也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所启示。 一 吉登斯的社会分层理论 吉登斯关于社会分层的构想体现在他的阶级结构化理论中。吉登斯尝试引入阶级关系结构化的理论来解决“阶级”一词在以往的运用中“经常既被用来指代经济集团，又被用来指代社会集团”[1]107 这一难题。将阶级关系作为一种结构，将阶级视为具有市场能力（marketskills）、处于准技术关系① 中并不断流动的活动者，在二者的互动中考察社会各阶层是该理论的一大特色。 首先，不同寻常的阶级社会分层前提。吉登斯在社会分层流派中属于主张划分阶级的一派，因此，认定阶级社会产生于什么时候，就成为关键的一环。吉登斯认为，阶级社会不是起源于阶级开始出现的社会，而是阶级关系开始在解释该社会的多方面关系中占据主导作用的社会。吉登斯将阶级社会的起源定于资本主义社会，其立论的前提就是市场条件下形成的劳动契约关系，它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治分离”的特征。[2]38—39 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的商品化和根据绩效确定的劳动分工原则取代了基于习俗确立的分工原则，公开市场上资本和工资劳动形成契约纽带关系主导着阶级关系，造成了“经济”与“政治”的分离。这体现在，国家仅提供行政服务与法律机构保障契约关系，使雇主以国家的公共权力为靠山剥削劳工，积累巨额财富。而政府中的统治精英并不拥有社会的多数财富。相比之下，此前的社会虽然也有领主向属于他们的农奴征收租税，但它是建立在一种人身契约关系之上，而非现代意义的劳动契约关系。过去政府的统治精英往往就是不断依靠征税而充实金库的领主。 其次，以市场能力与准技术关系为轴心建构社会分层原则。市场能力在吉登斯的理论中具有核心作用。吉登斯为了突破传统的阶级二分法造成的困境：比如阶级间的必然对立关系，无法解释的各类中间阶级问题，他根据商品生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资本、教育和技术、劳动力三要素区分了三种市场能力，在此基础上相应地形成了上层、中层、下层阶级组成的阶级结构。市场能力差异带来阶级利益的对立和冲突，使得消灭阶级剥削的努力很难实现。准技术关系是影响阶级形成的另一重要因素。所谓准技术关系是人们在生产性企业内的专门任务分配的不同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在同一条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彼此结成的关系，它在一般性的冲突意识（基于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和为改善经济利益的纯粹经济意识）提升为革命性阶级意识（仅就吉登斯所采用的意义而言，即包括推翻现存的政治制度并建立新制度的愿望，和能够通过某个阶级的共同行动实现这种愿望的信心）等现象中发挥重要作用，更有利于创立同质性的集团，因而也越有利于阶级的形成。除了准技术关系之外，吉登斯还提到生产中的权威关系、消费特点等因素对阶级形成的影响。吉登斯关于市场能力和准技术关系的提法，注意到人的能力的不同，同时注意到劳动分工的差异对于阶级地位、阶级意识、阶级剥削等方面的作用，纠正了教条唯物主义关于“所有制决定阶级—阶级矛盾推动阶级社会的发展”的解释的偏颇，不同程度地触及到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核心——生产能力和劳动分工问题。但也留下了新的困惑：市场能力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还是后天形成的，能否消灭这种差异？市场能力与人的全部生产能力之间是什么关系？决定准技术关系的生产企业内的分工与产业部门间分工以及脑体分工是什么关系？市场能力和准技术关系都是影响阶级划分的重要因素，那么两者之间发生矛盾时哪个更具决定作用？比如，拥有技术的产业工人和靠出卖体力劳动的工人为完成生产任务，都处于相同的工作环境下和同一准技术关系中，那么如何看待他们的阶级归属？ 第三，将阶级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在阶级活动和阶级结构的互动中考察各个阶层的流动。一方面，吉登斯认为，由于拥有资本、教育或技术专长以及体力劳动等的不同，即所谓的市场能力的差异，阶级主体形成了相对明晰可辨的上层、中层、底层阶级，结成了较稳定的阶级结构。拥有不同的市场能力又意味着拥有不同的流动机会。而流动机会的多少与流动的频繁程度就直接影响和推动着阶级结构的生成和变化。为了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应该创造出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其中教育是消灭社会不公和阶级剥削的主要的途径。另一方面，形成的阶级关系结构又限制了阶级主体的活动范围和层次，限定了阶级主体在流动时市场能力发挥作用的力度。虽然阶级关系的主体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创造性，但他只能在不是由他选择的、既定的阶级结构下活动、创造；他的流动，无论是上行、下行，还是代际之间、同代之间，都受到那一阶段、那一层次的条件的制约。阶级结构的能动性和制约性的特征是相辅相成而存在的，强调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都可能造成对阶级关系的误解。换句话说，阶级主体的流动性不断促成阶级结构的生成，而这种结构又不断地作为规则和资源在阶级主体活动时被加以利用，用来推动新的阶级流动。这是他认识的“结构再生产”，也是他对“结构”的不同寻常的理解所在。 遗憾的是，吉登斯没有详细阐明“准技术关系”中体现的分工与阶级结构的关系。另外，如上所述，如何认识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及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中社会分层的影响因素，我们在吉登斯的解释中找不到答案；在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层的决定因素问题上，市场能力和准技术关系两者哪一个更具决定性作用，如何判定新中间阶级的阶级属性，也都看不到明确的解释。正是由于这些，吉登斯没有彻底解决他所期望的阶级的经济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市场能力）与阶级的非经济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准技术关系等）之间的统一。 二 阶级结构化理论的评析 我们先仔细考察吉登斯的社会分层理论前提——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特征。吉登斯自己承认就市场竞争的角度而言，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密不可分。[3]125—128 即使如其所说，从所谓的现代劳动契约关系的角度考虑，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也难成立。吉氏所指的分离特征有两层含义，第一，政治权力的运作脱离生产劳动过程，不再像以往社会中担当强迫生产者劳动的直接监管者角色。第二，社会之最富有的群体不是政治上的统治者，而是生产企业的所有者。抛开吉登斯关于政治与经济分离的政治动机不论（后来他据此指出工人阶级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而非政治领域），上述两点也不能够完全服人。首先，市场条件下现代劳动契约制的确立，形式上肯定了劳动者的人身自由和平等地位，给劳动者提供了较原来更为自由的选择劳动的机会，与早期的附庸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相比，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必须认识到，劳动者在契约订立中所能争取到的有利地位如何，是与他们现有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的，是建立在“对于物的依赖（主要是货币的依赖）的基础上”，归根到底决定于他们自身的生产和博弈能力。其次，涉及国家重大利益而私人企业无力承担的重大经济建设都离不开政治的直接监管。比如为举办奥运会而进行的场馆建设等往往都在举办国和举办城市的政府直接监控之下进行，其中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很难分清。再者，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业公司的高管利用部分政治人物权力寻租提供的机会攫取在劳动契约中的霸权的现象也屡禁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