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06)04—0036—09 一 国故中的宽容精神 宽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其文化或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至先秦。考察百家之说，讲求宽容最突出的当首推儒家。上古三代的政治理念以注重王权为特色，周公讲论“小邦周”的权力合法性，首次将道德的概念引入政治，从而在夏、商王朝专权、暴力的统治观念中，融入了某些规范、协调的政治理念。虽然有些模糊，但毕竟影响了后世。孔儒学派动辄以周文化的承继者自居，道德的规范、自律和约束的特质显然得到了特别的重视。于是在伦理政治化的过程中，孔儒一派整塑了政治文化中的宽容精神。 孔儒的宽容首先是一种理念，体现在儒家宗师们孜孜以求的社会政治人我关系中。春秋之世本来是“王纲解纽”、诸侯争霸的时代，周公奠定的礼乐秩序已然陷于混乱，因而在政治上，孔儒们与其他诸子一样，率先关注的是现实的政治问题，于是孔子首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理念上和政治实践中强化政治等级秩序。这种政治理念要求的是控制和服从，当社会所有成员都被纳入了相应的等级之后，彼此间只有统属与归属、或是统治与臣服的关系。这里面隐含着强制和暴力，却看不到宽容与和谐。然而，儒家的宗师们又是何等的聪慧啊，他们预见到了绝对的等级将会导致社会的分化与对立，并不利于权力私有者的政治统治。于是，在观念上，孔儒一派提出了中、和、仁以及忠恕等一系列道德理念，将宽容与和谐演化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精神。至今仍有诸多名言传世。如： 君子和而不同。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仁者爱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从先秦孔孟儒家的思想来看，他们倡导的宽容与和谐是很有特点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关注现世问题，很少涉及人类社会与外部世界或曰自然世界的关系。如孔子不言怪、力、乱、神。他的弟子子贡就说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对于祭祀神秘之事，只是重其仪节，在理念上并未深究。所谓“祭神如神在”；“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有时情急，也会“天乎、天乎”地感叹。但是在他的思虑中，基本上是“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可知在夫子看来，天是某种自然的存在。人理应遵循之，顺应之，而不宜抗争，故而“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不过，孔子没有进一步在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上做文章。这很可能是囿于春秋战国“人性上升”的时代主题，所以在人和外部条件等要素的选择上，孔儒一派更倾向于人。正如孟子引《尚书·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1](《公孙丑上》)。 孟、荀在关注现世方面，大体上延续了先师的路数。孟子在心性修习上曾经总结出“尽心，知性，知天”的公式，但这基本上是一种人生的道德境界，属于心性的感悟。其“知天”的基本方式是修习自身之心。这里已然内涵着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但是孟子本人没有就此而大做文章，而是留给了宋代理学诸子。事实上，终孟夫子一生，其真正关注的是如何“一天下”，具体的路径是实行仁政，实现一家一户的丰衣足食，而且恰恰是在君主实施仁政的“由内及外”、“推己及人”的过程中，实现“与民共之”，这正是一种具有强烈的现世性的，社会政治方面的宽容与和谐。 荀子对于天即外部世界的看法更与前人不同，他认为天是可以“物畜而用之”的事物，这里隐含着征服与利用的关系，并无宽容可言。 其二，在现世问题中，孔儒们关注的是人际关系，集中表现为人我关系的协调与调节问题。 治儒学者大体能认同“中庸”是儒家道德精神的最高境界，权变思想则是孔儒文化的精髓。所谓中庸、权变，其核心内涵就是协调与调节，调节的对象则以人际关系为主。所以孔子以“爱人”相号召，以积极的“忠道”来促成人们的共同发展；以消极的“恕道”来化解人我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这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典型地体现了孔儒一脉的宽容精神的本源！也就是说，孔儒们的宽容基于“人和”。这种精神实践与社会政治就是“政和”。即所谓“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仁政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礼治教化政策，“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统治方略，以及“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的基本政治理念[2](《昭公二十年》)。孔儒们的政和，说到底仍然是人际关系的调节，只不过其更关注上下尊卑即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同时，藉此也为当权者提出了政治道德层面的要求，如说：“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其三，先秦儒家的宽容和谐精神具有明显的理想性或曰抽象性。 如前所述，孔孟们是非常关注现世问题的，因而他们把坚持等级原则和建立等级性的政治秩序看作是治世良方。因而在他们的政治理念中，是很讲求实效的。孟子为此而有“君子”“小人”的治与被治之论。君臣父子、上下尊卑是君主政治的制度保障，儒家一脉在这一点上是绝无异议的。 不过，如前所述，儒学宗师们毕竟又看到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社会政治等级的强化，有可能会导致或引发等级之间的对立，为此需要防范和化解，聪明的政治家则会未雨绸缪。于是，他们提出了宽容的道德向往，中庸和忠恕之道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值得关注的是，这里的中庸和忠恕，概括的是抽象的人际关系，多少带有儒家式的社会理想性，儒家思想家们在抽象的人我关系上，讲求积极的或消极的爱与宽容。于是在理想化的道德境界，君子可以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而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则要安分守己，“思不出其位”。这就是韩非借孔子之口所说的：“过其所爱曰‘侵’”。[3](《外储说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