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与社会福利的相关性理论分析框架

作 者:
孙洁 

作者简介:
孙洁,对外经贸大学保险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029)

原文出处:
学习与实践

内容提要:

政党政治中的政党选举与竞争是福利制度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力,而福利事业的发展、公民物质保障与权益保障的实现是政党不断革新与完善的外在压力。在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下,政党之间围绕选民和选票的争夺致使福利项目不断增加、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直至社会福利开支的增长幅度超过经济发展的实际承受能力,并使民众对社会福利产生制度性依赖。西方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政党体制的衰落所带来的民众政治参与度下降、党派认同中断、政党投票表决衰落以及投票中的党派一致性的降低等后果,对民众的社会福利的改善产生了严重影响和制约。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06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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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06)04-0054-08

      一、研究背景

      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理论中,“政党政治”概念有其特定内涵,主要是指实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和通过竞选程序获胜的政党上台执政等一整套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从广义上理解,政党政治是指政党掌握或参与国家政权,并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和国家事务及其体制的运行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现象,它包括政党制度、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压力集团等,是诸多政治制度的结合。

      西方各政党之间的斗争经常围绕着诸多对内对外政策,而以社会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福利问题是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① 以至于在每一次政治变革中,以失业、物价、养老金、健康服务、教育和住房为主要内容的福利制度已经成为政治辩论的中心。社会福利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涉及面广,它几乎关系到社会所有各阶层不同境遇的居民的切身利益,这有助于获得选民的认同;(2)它不是孤立的、局部的问题,而是与整个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是“一种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进而达到特定政治目的的制度安排”。②(3)兼具弹性与刚性的特点。其刚性不仅表现在支出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而且表现于其涉及范围的扩大及力度的加强上。但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工资的刚性与就业的弹性直接制约了社会保障的刚性,使其呈现出一定的弹性特点。毕竟,社会保障是作为就业问题的补充措施提出来的。社会福利的弹性为政治张力提供了扩展的空间。(4)社会保障制度构建中涉及的保障对象、保障理念、保障方式、保障主体以及保障水平等问题的确定固然离不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文化价值传统和社会政策的研究水平等,但是,这些问题的最后界定却主要取决于政府,即取决于执政党的理念,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吻合程度以及公民民主意识的觉醒程度等等。因此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过程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过程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政治过程。③

      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来研究社会福利,或者以社会福利、福利国家的视角来审视政党政治,应属于福利政治学的研究内容,也应在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之内。由于这两门学科属于新兴交叉学科,所以目前较为成熟的理论比较少。政党政治不是影响福利制度的唯一因素,但离开了政党政治,便无法理解西方民主国家福利制度发展演变的深刻内涵。从政党政治的规范性研究来看,西方研究政党政治的学者对政党的社会动员功能和社会利益综合与聚合功能进行一般研究者较多,从社会福利或福利国家的角度来具体分析政党政治与社会之间关系者少,而从政党政治中的意识形态、投票选举、选民、压力群体、政党竞争格局等角度对福利制度的影响进行深入系统分析者更是屈指可数,这不能不说是政党政治和福利国家两大研究领域中的重大缺陷。毕竟,就业和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民生问题本身就是政党政治存在和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本文试图从政党政治所包含的普选权、选民、意识形态、压力群体、政党格局等因素以对英国福利国家模式的选择、福利政策的制定与走势为例做深入探讨。

      二、普选权与社会福利

      在社会福利制度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形成原因有着多方面的解释。从政治上说,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同民主化有密切关系,普选权的确立和扩大为公民通过投票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获取更多福利提供了制度保障。罗伯特·平克指出,18世纪的英国,公民权利的扩展和法治为竞争性市场发展的人创造了条件。其后,选举和代表权这些政治权利的延伸最终迫使历届政府给予其公民以福利的权利,而公民则有相应的义务以使国家能收取必要的税收。④

      进入19世纪以后,英国通过分别在1832年、1867年和1884年进行的三次议会改革,不仅确立了普选权,而且成为现代政党制度形成与完善的直接原因和动力。特别是1884年选举法改革以后,英国近60%的成年男子得到了选举权,这占英国全部成年人口的30%。普选制的确立和普选权的扩张不仅是决定公民政治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为英国的政治生活带来重要影响,也“迫使议会通过一些直接促进选民社会福利的法律”。⑤ 哈佛大学教授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对比了同一时期的政治普选权和社会保险立法,发现两者在时间上具有高度一致性。⑥

      在普选权与社会福利之间,可以说,普选权与社会福利共生并存,它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性质转变具有很大影响,它将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绩作为选民评判的对象,使得公共福利从国家单方面的施舍逐渐转变为公民应得的权利;普选权扩大到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无产者,给予了工人表达自己要求的权力,使他们对关系到自己利益的社会保障产生影响,从而增添了他们对社会保护和经济上公平对待的要求;普选制产生了新的选举政治,它受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人阶级利益群体以及促请政府负责集体福利的政策议程等方面因素的强烈影响。选举权的扩大导致政党政纲左倾化的转变,从而“使社会福利的扩张成为与工会和左派政党的力量壮大齐头并进的结果”⑦。在政党政治得到相应发展的同时,普选权民主化使得社会保障成为各个阶级和政党竞争和讨价还价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福利最优的理想。威伦斯基认为,民主机制的发展、多数投票权的推行促成了福利国家的形成;安德森和施密特认为,阶级是福利国家的动力。所有这些理论都归结为一个结论:普选权的建立为政党政治实现其以整合社会各方利益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功能奠定了基础,而民主普选制度中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了福利国家在二战后的发展。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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