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0)05-0052-14 自启蒙运动以来，政治哲学对“人”的设定成为人类设计国家、操作政治、制定政策的重要基础。随着人工智能及其关联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的启蒙定义出现被颠覆的危机。因为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无论是在人类发明技术的目的性上，还是在应用技术的手段性上，似乎都有可能疏离“为了人”的现代目的，而走向“控制人”的超现代目的。本应为人类追求幸福生活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的技术手段，也完全有可能变成全方位控制人类的强有力方式。并在此基础上生成不同于“政治利维坦”的“技术利维坦”，以人为目的的现代政治走向技术控制人的反现代政治。于是，挣脱人对技术的屈从，便成为当代政治的一大主题，进而引出“人的政治”如何重生这一当代政治学议题。 1 人工智能锁定“人” 人工智能不单是将人的智能模拟化、机器化的技术，它应当被视为一个技术丛。人们习惯于从前者来看待人工智能，认为人工智能就是将人的智能机器化、智能化的高技术。“人工智能的历史就是计算机的历史。早期当计算机能够储存和处理数据的时候，人工智能的概念就出现了。归根到底，人类是靠大脑来存储和处理数据。对于人工智能而言，翻译看上去是很好的应用，因为输入的文本能够被轻松地数字化，输出文本能够被轻松地打印。”[1]91依照对人工智能的这一简明扼要的定义，可知人工智能就是对人的智能的模仿，就是以计算机来完成海量数据的输入与输出功能，从而以快速的数据处理完成类似于人的大脑所完成的各种复杂数据处理工作，并将之制作成各种符合人的需求的高技术产品。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这种被视为模仿人的智能的技术，有了一个令人惊异的演变：从目前人工智能的技术本质上讲，前述定义仍然能够成立，但在人的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过去那种清晰明白的界限似乎不再被人强调，相反，人机共生的人工智能愿景越来越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在下一个10年，我们将看到所有东西变得智能。智能家庭、智能汽车、智能健康、智能机器人、智能科学、智能群体和智能人机交互。”[1]291如果这一愿景变成现实，那么过去那种将人的智能看作是完全能够驾驭人工智能，而人工智能不过是对人的智能的机器模仿的看法，可能就很难成立了。因为，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人的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的绝对界限正被打破，而人对于人工智能的绝对控制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基于此，人们必须对人工智能进行重新审视。这样的审视，可以沿着两条线索展开。 1.1 人工智能的技术演变线索 这条线索可以从三方面认知。首先，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纯的计算技术，而是一个技术丛。所谓技术丛，即是一系列关联度极高的突破性技术体系。它以人工智能为先导，将各个应用人工智能推进的技术领域深刻地关联起来，不仅由此掀起一场技术的结构性革命，而且将技术本身的发展推向按其自身逻辑演变的方向。就前者讲，人工智能自身乃是从一般意义上的机器一直到代替人进行复杂操作的技术程序的总称，它不是某项技术的专称，而是一系列技术的合称；就后者论，人工智能乃是与其他先进技术联袂出场的高技术。以其基础技术而言，大数据当然构成人工智能的基本技术依托。在可以预期的时限内，大数据的征集、阅读、分析与技术化利用，都会从人的智能操作进入机器人的操作阶段。“机器产生数据，机器阅读数据，并构造一个以机器为中心的数据世界。”[2]16而与此紧密相关的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将人工智能直接引向全面影响或改变人类生活状态的境地。 其次，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的智能关系正在发生重构，从人机分流到人机互动的演变趋势似乎已经呈现出来。这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两种发展定位具有密切关系：一部分研究者尽全力提升人工智能技术，试图将之发展到与人类智能并驾齐驱的地步；而一部分研究者断然放弃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转而致力于提高人的智能，试图在让人更聪明上实现突破[3]。于是，后者至少是潜在地激励了生物科技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促使科学技术专家在生物人的质量上进行技术突破，让遗传工程尤其是基因技术的研究进入发展快车道；另一方面也促成基因技术进入临床医学，并相应激发心脑科学的快速发展，为人变得更为聪明提供医学动力。 再次，人工智能技术似乎正在朝着突破传统科学和技术天堑的方向演进：人与物的界限、生与死的界限、时空结构的界限、人类与机器的界限，不说是已经彻底打破，至少说界限变得相对模糊。在人机互动尤其是人机互嵌的发展进程中，人与物的界限远不如启蒙哲学规划得那么确定不移，对人的主体地位的确认、对物的客体性规定，在边际界线上需要重新规划。在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联手改变人体生理结构的情况下，“永生”可能不再是一个奢侈的想法。确定不移的时间特性与固定不移的空间建构，都会因为量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乃至于量子世界的现实化而发生巨大改变。一个由量子技术呈现的不确定世界，与一个由经典技术呈现的确定性世界相形而在，但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感知结构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