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20)04-0088-11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高度关注的一对关系范畴，也是其中的重要问题。从关系类型来看，它包括国家与社会一体、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国家与社会在公共领域重叠、国家与网状社会结构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1]64-73。但由于国家是从社会分化出来的产物——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因而从其产生开始也就意味着国家与社会二者之间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社会”通常被视为一对表示方向相反的关系范畴而加以使用，分别意味着强制与自由、等级与平等、秩序与离散等[2]6。如果从政治二元划分来看，二者关系可以表现为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较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了诸多探讨①。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范式，分析中国的乡村治理[3]、社会治理[4]、城市治理[5]等问题，推动该范式从理论研究走向经验研究。在这些研究中，生产技术作为推动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在构建或塑造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大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新一代革命性的信息技术，逐步成为一项重要的生产技术。相对于传统的信息资源，大数据不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数据集，而是一个完善的数据系统。大数据渗透进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劳动力和资本之外的重要生产要素。象征着人类社会生产水平迈上更高生产技术阶段的大数据，不可避免地像其他生产力要素一样影响着人类对政治生活与政治关系的认知，也影响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塑造。从生产技术的维度，而不仅仅是把大数据作为一种信息技术与治理技术的维度来分析大数据影响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的逻辑，既有助于更深入理解大数据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更有助于思考如何利用大数据协调与优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其中的缘由在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指社会权力结构或者运作方式，而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或者权力使用方式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内容，是受制于经济基础尤其是生产力发展的。因此研究大数据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说到底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决定的。本文拟从这个原理出发，首先从历史维度探讨生产技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及其在政治观念上的反映，接着分析大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技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影响的内在逻辑及其实践展现。 1 生产技术推动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的历史逻辑及其观念变迁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呈现出复杂性、多面性与动态性的特征。尽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复杂多变的，但并不意味着对二者关系的诠释无章可循。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国家是上层建筑，从根本上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因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跟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尤其是生产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演变促成不同国家形态的历史交替，生产力也塑造着国家的结构与行为。因此，生产技术作为衡量生产力水平高低的决定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类型及其变迁。生产技术影响国家与社会关系是通过中间变量，即通过改变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主要是改变人认识世界的能力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与生产关系来实现的。当生产技术落后时，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国家职能相对较少，国家与社会的重合度较高；与此同时，人的认知能力较为低下，对国家与社会的界限认识比较模糊，乃至带有神秘主义色彩。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人类认知世界、认识国家与社会的能力也在提升，国家与社会关系也在随之变迁，与此相应的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及其思想观念也在变迁。从逻辑上说，分析生产技术影响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应该是从历史实然状态出发，而非从思想观念出发来理解它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又紧密结合在一起，即生产技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然影响也会反映在思想观念上，透过不同时期政治思想家们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与思考可以反观生产技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影响的某种状态或某种程度。 1.1 农耕时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元化 农耕时代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偏低，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国家与社会的界限比较模糊或者重合度较高。农耕社会尽管已经有了“国家”的概念，但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运行模式几乎是混沌不分的。农耕社会的生产技术落后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多数人为了满足生存需求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在土地上(或者手工业与商业)，无暇顾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问题。尽管少数政治思想家们在思考国家为何以及国家如何治理的问题，但都受限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与认知能力，更多地是把人的社会属性尤其是道德属性与国家特性附粘在一起，甚至将自然的神秘属性与人臆造的神灵附加在国家特性上，从而把国家的产生与诸多社会现象归因于神的作用。但是，恩格斯指出，以“全部技术”代指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决定的经济关系，“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7]731。也就是说，国家不是神秘的，它来源于社会，且生产技术通过经济关系这个主要变量在较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