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5)03-0106-07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5.03.018 在当代西方政治科学领域，理性选择理论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科学理论。而理性选择理论之所以能够在政治学领域获得盛誉，关键就在于其“方法论的移植和创新，即它将经济学的研究途径或方法应用于政治学领域”。[1]用布坎南的话说就是，理性选择理论“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2](P18)在理性选择理论家看来，其方法论体系一般由三个方面构成：(1)方法论个体主义，即认为单个的政治人的行为构成了集体行为，从而将单个的政治人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和研究对象；(2)“经济人”假设，即认为政治活动中的每一位参与者都是自利和理性的，并遵循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活动；(3)经济学交换范式，即把政治活动等同于经济市场中的交换行为，按照市场交换过程的原理、规则和特点解释和分析政治过程及其各主体的政治行为。在本文中，我们将以理性选择理论的方法论三要素为切入点，探讨这一理论的优势、局限与可能出路。 一、理性选择理论的优势 (一)引人入胜的个体主义 社会学家科尔曼认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解释社会系统(包括人类世界、国家、民族、宗教、政党、家庭、公司、社会人等)的行动，有两种解释模式，一种是方法论整体主义，另一种是方法论个体主义。方法论整体主义侧重于对不同系统的同一行为进行样本分析，或对一个系统在某个特定时期内不同行为进行综合分析。而方法论个体主义则是用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如个体、群体、组织和制度等)的行为来解释系统的行为，它根据所要解答的具体问题来选择令人满意的解释层次。理性选择理论在其研究过程中自始至终贯穿了方法论个体主义。为此，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按我们的假定，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必定是由个体行动(Individual Action)组成的。因此我们的建构工作的第一步是，就个人在与私人的或个性化的活动相对照的社会活动中的动机与行动提出某种假设。于是我们的理论就从那些在组织群体选择(Group Choice)的过程中行动或决策的个人开始。既然我们的模型把个体行为(Individual Behavior)当作其核心特征来加以体现，所以把我们的‘理论’归类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理论或许有可能是最好的。”[3](P2-3)自由主义的大师哈耶克也说：“我们惟有通过理解那些指向其他人并受其预期行为所指导的个人行动，方能达到对社会现象的理解。”[4] 理性选择理论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为政治学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突破口。我们知道，由于政治结果总是以集体行为的方式呈现出来，个体行为就一直湮没在集体之中，因此传统政治学就立足于将集体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无视(或轻视)个体在政治活动与政治现象中的重要性。这不仅使得个体利益被严重忽视，而且也阻碍了政治学对很多政治现象与政治问题的观察和解释。理性选择理论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则主张，个体才是构成团体或组织的基本细胞、个体行为的集合或累加构成集体行为和完成既定目标，人类的行为(包括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都应该从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与动力。所以，在分析政治现象和研究政治问题时，个体应该先于整体，个体应该首先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分析的单位，然后再讨论个体如何形成集体选择。按照理性选择理论的这一研究路径，我们就寻找到政治学研究的源头活水，一些复杂的政治现象与政治问题迎刃而解。 (二)卓有成效的“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产生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我们每天所需的事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和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的心，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的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5]亚当·斯密的一番话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人性的“自私自利”，即我们每个人都是无一例外地作为“经济人”而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新古典经济学家丰富了亚当·斯密的假设。在他们看来，除了自利之外，个体行动还是理性的；个体可以获得足够的、有关周围环境的各种信息；个体可以根据所获得的各方面信息进行理性地计算和分析，从而按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目标选择决策方案，以获得最大效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作出的“经济人”假设为理性选择理论所继承和发展，并成为理性选择理论研究政治问题的逻辑起点。理性选择理论家认为，在一切人类活动中，“人都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6]“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人、纳税人、受益人、政治家或官员时，他的品行不会发生变化。” 理性选择理论的“经济人”假设为分析集体选择和政治过程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知道，传统政治学一直抱着一个期望，即政治活动中的参与者能够创造和实现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而丝毫不以为他们会为了追逐自己的私利而导致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实现不了。传统政治学的期望频繁地在现实政治中破产，因为政治活动中的参与者——公民、政治家、政党、官僚等，在很多时候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做出政治选择或采取政治行动的。例如，只有当政治家、政党、官僚承诺为公民提供公共物品并实现他们的承诺时，公民才会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将选票投给他们。否则，公民就会表现出高度的政治冷漠，游离于政治活动之外；而政治家、政党、官僚则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得公民手中的选票，才肯为公民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显然，“经济人”假设对这些政治现象给出了最合理的解释。总而言之，“经济人”假设“代表了对人类行为内在统一性的一种哲学信念”，[7](P3)它消除了传统政治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的隔阂及其产生的认识论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