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要认识其内在逻辑和实现路径，空间是不可或缺的视角。这样讲，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治理现代化是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地理—制度—文化空间发生的，解决的是中国自身的问题，必然要求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第二，治理现代化是在国家这个领土空间发生的，不是国际治理现代化，也不是全球治理现代化，因此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定位、职能以及能力是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第三，从根本上说，国家治理就是对领土空间内发生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诸种交往关系的干预及调整。这些发生在不同领域的交往关系构成了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高度异质的社会空间以及精神心理空间，与追求统一、同质原则的国家治理形成错位乃至矛盾。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否顺利展开，从根本上取决于国家对这些空间的治理。 基于此，本文提出，要从空间维度来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生和展开，分析空间变革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的挑战，讨论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遵循的空间治理规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空间路径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将国家治理现代化视为国家权力从以领土为基础的辖区空间向不断分化的社会空间、精神心理空间扩展覆盖，以实现理想秩序的过程；二是要将国家治理所追求的固定化、统一化、具体化与治理对象的流动性、多样性和自主性取向之间的关系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面对的基本矛盾，加以理解、把握和剖析。本文采用的是规范研究方法，叙述主要是沿着现代国家发展的历史脉络展开的。 一、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及对国家治理研究的启发 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曾说：“从某些方面来看，20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也就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奇怪的缺失的历史。”①政治学也不例外，虽然所有的政治过程实际上都植根于特定的场所，但是政治科学中许多关于政治过程和结果的分析并没有给予场所密切关注。②在许多情况下存在着“空间健忘”。③ 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理论界出现了所谓的“空间转向”④，空间及空间性受到高度关注，成为哲学、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建筑学、城市和区域研究、文化学、文学等诸多学科中的热点问题。⑤这种“空间转向”被认为是知识和政治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⑥对空间及空间性的研究被认为是对既有理论内在缺陷的弥补。在福柯、列斐伏尔、大卫·哈维、苏贾等空间理论倡导者看来，既有理论是在时间维度上构建起来的，许多学科都因为将空间视为静止不变、整齐划一而忽视了空间的重要性。 空间理论倡导者也承认，既有理论并非都忽视了空间的存在及其作用。马克思、涂尔干、滕尼斯、齐美尔等理论家以及以帕克为代表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等曾经将空间与社会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的探索和尝试，只是并没有形成单独的、系统的关于空间的理论阐释，对于空间的认识也是片段的、零散的和含糊的。哈维认为，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人在分析社会的时候，通常都会把时间、历史置于优先于空间、地理的位置，将后者视为不变的因素。⑦ “空间转向”不是理论虚构，而是理论对空间现实变化的回应。沃夫(Warf)等人评论说：“空间转向不可能是一些象牙塔里知识分子的杜撰。这种社会思想的变化更多反映了当代世界中更加广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革。”⑧显然，经济全球化、互联网技术、人员和信息的流动以及以生态意识为代表的社会观念的变化，既是空间变革的主要力量，也展现了空间变化的多种形式。而这些变化背后的力量，则是国家、资本与社会三者关系的调整和变化。 从本质上说，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就是在理论前提和分析路径上确认空间的重要性，将其从社会生活中客观的“应然之物”转变为社会实践中的“重要变量”⑨，从分析过程中的存而不论转变为必须认真对待。空间不只是客观的物质存在形式，也是人的一种认识，具有历史、社会和实践的性质，是“属人的现实”。 人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创造和生产出不同的空间形式，不仅包括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也包括虚拟空间和网络空间。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空间，也应该自觉、积极地投身空间的创造、设计、改造和生产过程中。⑩ 因此，在社会科学中，空间不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社会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会“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11)列斐伏尔指出，空间“既是生产的结果(produced)也具有生产性(productive)”(12)。在这个意义上，空间既是工具又是目标，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既是过程又是结果。 “空间转向”对于理解治理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启示： 第一，空间形态不是固定不变的。按照列斐伏尔的说法，空间可以区分为物理空间(自然、宇宙)、精神空间(mental space，包括逻辑和形式)和社会空间三种。(13)社会空间又可以分为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具象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三类。(14)无论如何划分，都说明空间是多样的，会随着包括治理在内的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分化和演化。就治理而言，不同的治理主体努力把自己的意志施加到各类空间上，按照自己的意图和利益试图干预和改造既有空间，塑造或进入新的空间。因此，空间也是社会力量的博弈区、不同力量试图垄断的对象。空间尽管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具有政治性的。(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