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科的研究方法论是研究一个学科的科学方法，它主要揭示一个学科的科学性质、基本规律、文化蕴含以及学术前沿等等，研究方法论以科学的方法为研究一个学科提供整体性思维和基本原则。 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必须掌握研究方法论。我们不能把思想的历史看成是历史上思想资料的简单罗列，也不能把传统的东西看成是已经逝去的东西，传统是过去的构成要素，同时又是现在的土壤和未来的因子，现在承续过去又连接未来，现在是过去的继承者，又是未来的开拓者，传统是现在的根源，未来是传统的信念，现在不能没有根源，也不能没有信念，于现在之中弘扬传统，展望未来，开拓出一条充满哲理的学术思路。作为贯穿于中国古代到近代的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是已经发生过的思想进程，它影响了中国历史上漫长的社会历史阶段，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起到了它的历史作用，这种进程虽然成为历史了，但作为观念的东西却具有相对独立性，它没有因为历史过程终结而逝去，它还在继续发生作用，其中积极的成果活生生地在现实社会中发生作用，消极的东西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这种作用对未来也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定位 研究一个学科，首先必须对它的科学性给以明确的定位，这是研究的前提。作为贯穿于中国古代到近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它的学科定位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相统一的，只有把中国政治思想史放到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的大背景下研究问题，才能确立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科学地位。具体地讲，主要包括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二是中国政治思想史文化模式，三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宗旨。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政治的内含，既包括处理各种政治关系，又包括对国家的治理，如“道洽政治，泽润生民”（注：《尚书·毕命》。），“掌其政治禁令”（注：《周礼·地官·遂人》。），“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注：贾谊：《新书·大政下》。）。中国政治思想史主要阐述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上处理各种政治关系的思想，以及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作为一门学科，是具备科学体系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的沃土中，具有思想的联系性和整体性，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政治思想家，不是孤立地讲政治思想，而是与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政治，这是一个思想整体，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从整体上讲，是一个完善的学术系统，这就是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实现修身、治国、平天下。这种完善的学术系统，在儒学经典《大学》中已经作了精辟论述，《大学》作为儒家纲领性的政治文献，在儒家学说中占有突出地位，二程认为：“《大学》乃孔子遗书。”（注：《遗书》卷第二上。）朱熹认为：“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注：《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程朱之言可备为一说。《大学》中讲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儒家所谓“八条目”，朱熹讲：“《大学》是为学纲目，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注：《朱子语类》卷第十四。）又讲：“《大学》是修身治人底规模。”（注：《朱子语类》卷第十四。）认为《大学》是儒家经典的核心。关于“八条目”的地位和实质，朱熹认为：“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注：《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问：‘《大学》一书，皆以修身为本。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是修身内事。’曰：‘此四者成就那修身’。”（注：《朱子语类》卷第十四。）认为“八条目”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产质是为了修身问题，可以归结为修身，这样“八条目”又可概括为人们常讲的“修、齐、治、平”，但核心还是“修身、治国、平天下”三条，因为在中国的古代，家与国家密切相连的，家是国的基本单位，国是放大了的家，“齐家”包括在“治国”之中，成为治国的必然前提，正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注：《大学》。），认为齐家之后才能治国，讲“齐家”是为了“治国”，“齐家”是“治国”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把国称为国家，“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注：《尚书·立政》。）。明代赵南星在《大学正说》中提到“家国之所同”，《大学》也讲：“一家仁，一国兴仁”，“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所以，经过历史的筛选，思想的锻造，“修身、治国、平天下”三条作为核心条目得以发挥光大，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基本范畴。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系统进行深入研究，主要是揭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主要内容、历史背景、社会作用、发展规律、思想联系、价值取向、文化底蕴、历史局限等问题。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文化模式 作为学科的文化模式，是一个学科规范化的集中体现，是对文化底蕴的价值认同，是一个学科的精髓。文化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按其价值取向产生、积累、形成和发展，逐步成为一种稳定的形态，这就是文化模式。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在她所著《文化模式》一书中提出了“文化模式”这个问题，她说：“文化就像是一个人，是思想和行为的一个或多或少贯一的模式。”（注：［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8页。）她把文化的发展看作是一个整合的过程，其中一些文化特质被吸收，逐步走上规范化，另一些文化特质被排除，这种文化整合的过程形成了具有一定价值取向的文化模式，不同的文化模式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科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古代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自然的力量来决定收成好坏，人们寄希望于自然界，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奉为最高准则和理想目标，而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又决定人际和谐和群体和谐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实现人际和谐，才能做到均平，不致于引起争斗，才能保持国家的稳定、长治久安。这样，以人际和谐为基础，进而实现群体和谐，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理想目标，经过文化整合过程，从而形成了基本的文化模式，这就是和谐文化模式。和谐文化模式注重和谐，以和谐为纽带，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全人类乃至人类与自然有序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构成人际和谐、群体和谐、天人和谐，这是人类社会基本的三大和谐。 关于人际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科学中，称为“君子和而不同”（注：《论语·子路》。）、“人和”（注：《孟子·公孙丑下》。）。中国传统文化科学讲修身，主张人通过修身，实现理想的人格和完善的精神境界，在实现自身修养的基础上，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实现了人际关系和谐，就可以超越人际关系中狭隘的利益交换关系和急功近利倾向，人与人之间以诚相见，处在和谐、有序的关系之中，人际和谐不仅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也是三大和谐的基础。 关于群体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科学中，称为“同群”（注：《论语·微子》。）、“人能群”（注：《荀子·王制》。）。中国传统文化讲治国，主张通过治国实现群体和谐，群体和谐的含义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指国家、社会对民负责，以民为本，把爱民、重民、富民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另一方面是指人生活在群体中，要树立群体意识，人对群体应有责任感、义务观念和奉献精神。一个人只有对群体作出贡献，才能获得群体的认同，一个极端自私的人，是很难在群体中立足的，是不能合群的，人不合群，整个群体就像一盘散沙，失去了凝聚力。所以说，群体和谐就是指这两个方面的完美结合。个人与群体之间融入和谐的关系中，社会成员协调化，社会运行才能有序化。群体和谐是三大和谐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