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政治学定量研究方法在美国起步很晚，直到1986年才成立了旨在推动政治学定量研究的“政治学方法协会”(Society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经过近30年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政治学定量研究已经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了诸如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 从20世纪60年代起，政治学研究就开始了“科学主义转向”的历程。刚开始受到经济学的影响，从研究方法到研究议题都开始借鉴经济学，并模仿经济学的研究语言和研究范式。比如，经济学研究中有“经济人”假设，而政治学研究则有“政治人”的概念与之呼应；后来又受到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政治学研究开始向社会学借鉴理论和方法，甚至还催生了一门新学科——“政治社会学”。总之，政治学研究已经历了从理论到方法、从研究议程到研究范式的全面转型。 多年来，定量研究方法成为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①当然，这不仅仅是美国政治学界的时尚，它也是国际学术界的一种趋势，并日渐形成了一种“方法论霸权”。于是，人们发现政治学论文和专著中充斥着大量的统计学和方法论术语，而定量方法论学者则辩解称他们使用的是定量语言而不是政治学语言，或者说是政治学的一种新语言。当然，这种新语言也立即被冠以“科技英语”的新名号，并被用来指称这个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②与此同时，这种新的写作风格也迅速地影响到了审稿人、编辑和读者。学界普遍认为，论文和专著发表的“选择机制”也间接地促成了这个潮流，因为只有这种风格的文章才容易发表。③ 毋庸讳言，运用数学方法研究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定量方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它不仅可以通过各种统计数字描述和揭示一个社会或众多社会现象间的关系，也可以通过推断局部以知道总体的状况。同时，定量研究还具有逻辑上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在结论的呈现上也具有高度的精确性和简洁性。然而，“定量霸权”的形成却有可能蚕食一个学术界的重要共识——方法的多样性。早在1969年，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埃尔默·谢特施内德(Eimer E.Schatterschneider)就警告说“政治学领域内的行为主义革命”有可能将我们带入一种可怕的前景——“围绕一个虚空，有堆积如山的数据。”④另外，由于定量研究采用复杂统计方法，结果让政治学研究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并日益小众化。无疑，政治学研究已经笼罩在“定量霸权”的阴影里，这显然与政治学的包容性趋势是背道而驰的。 本文就以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政治学)发展进程中的“定量霸权”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对学科历史和批评文献的钩沉，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其形成、发展、存在的弊端，以及西方政治学界对其批判与反思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定量霸权”的形成 纵观政治学的学科史，一般认为，自从20世纪以来，政治学经历了三次高峰：第一次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20-1940)，被称之为“芝加哥高峰”，⑤其主要特点是实证研究的兴起，侧重于定量研究；第二次高峰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十年，其主要特点是行为主义的传播，注重政治学科的专业化；第三个高峰是近年来勃兴的理性选择/方法论个人主义，其主要特点是注重逻辑演绎、数学方法及模型建构。⑥可以说，政治学发展进程中的这三个高峰都不同程度地推进了政治学定量研究的发展。 (一)“定量霸权”的先声 不可否认，长期以来，定性研究方法似乎一直进展不大，要么是历史分析、要么是档案钩沉或是特殊案例的剖析。对于后者，定量学者轻蔑地称之为“逸闻趣事式的研究”(anecdotal research)。⑦因此，一些政治学者试图使政治学研究数据化以显得更加科学化。 定量方法发轫于19世纪晚期，当时还没有计算器、计算机和互联网，因此，工作开展起来很困难，虽然当时的定量方法通常只是一些简单的统计，但人们认为已经过于复杂。尽管早期的定量研究受到计算手段的制约，但还是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在20世纪早期，美国芝加哥大学盛行行为主义，政治学者哈罗德·高斯奈尔(Harold Gosnell)和他的学生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联手将“随机试验”(randomized experiments)和“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引入政治学研究。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统计学家如美国劳伦斯大学政治学教授比尔·里克尔(Bill Riker)和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唐·斯托克斯(Don Stokes)也呼应这一潮流，并呼吁政治学研究要从其他学科借鉴一些先进的研究方法。⑧ 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经济学家就开始涉足政治学研究的领地——如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苏格兰经济学家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及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等——他们尝试使用经济学模型和方法来分析选举、投票及利益集团的政治行为。这种方法一经使用，便迅速风靡了政治学界，因此，有学者认为，“(定量研究)已经从根本上对政治学科在研究政治与训练学生方面该如何前进提出了挑战”。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