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理论作为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一种修正和发展，意味着在政策过程中由公民进行讨论和争辩，通过不同意见的对话，最后达成妥协和共识。而社会资本理论则从宏观层次的集体和社会背景下考察微观层次的个人选择，从社会的角度来考量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制约结构，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目前社会资本和协商民主理论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的关注，虽然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民主的理论及实践存在很大的差距，但社会资本和协商民主理论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有很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协商民主与社会资本：渊源及意涵 20世纪80年代以前，从亚里士多德到阿伦特一脉的政治哲学都强调政治是公共言谈和讨论，而不是暴力的征服和斗争。而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界则兴起了一种新民主理论：协商民主理论。1980年，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从学术意义上使用了“协商民主”一词，（注：Joseph M.Bessette,Deliberative Democracy:The Majority Principle in Republican Government,in How Democratic Is the Constitution? eds.Kobert A.Goldwin and William A Scham-bra～Washington: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1980,p.102-116.） 表达了其主张公民参与而反对精英主义的宪政民主观念。但是，真正赋予协商民主含义的是伯纳德·曼宁和乔舒亚·科恩。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协商民主理论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1996年，圣路易大学的詹姆斯·博曼出版了论述协商民主条件的著作《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1998年，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教授乔·埃尔斯特在其主编的《协商民主》一书中提出，作为一种政治决策机制，讨论与协商是对投票的替代；而作为20世纪后期重要的自由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也分别出版了论述协商民主的著作，他们在书中都表达作为协商民主论者的立场。 即使协商民主的支持者在这种民主理论的基本原则方面存在普遍的共识，不同的学者还是对协商民主做出了不同的界定。一是将协商民主看成是一种决策体制，或者说是一种决策形式。例如，米勒认为，当一种民主体制的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即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做出的，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注：Devid Miller,I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Unfair to Disadvantaged Groups? Democracy as Public Deliberation:New Perspectives,Edited by Maurizio Passerin D' entreves,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2,p.201,转引自陈家刚：《协商民主》，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页。） 二是将协商民主看成是一种民主治理形式。瓦拉德斯认为，多元文化民主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公民的分裂与对立，“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它尤其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那些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注：Jorge M.Valadez,Deliberaive Democracy,Political Legitimacy,and Self Democracy in Multicultural Socities,USA Westview Press,2001,p.30.转引自陈家刚：《协商民主》，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页。） 再者，有些学者将协商民主看成是一种团体组织或政府形式。例如，科恩认为，协商民主是指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所支配的团体。这种团体将民主本身看成是基本的政治理想，而不只是将其看成是能够根据公正和平等价值来解释的协商理想。（注：Joshua Cohen,Deliberation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Deliberative Democracy:Essays on Reason and Politics,Edited by James Bobman and William Rehg,The Mit press,1997,p.67,转引自陈家刚：《协商民主》，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页。）协商民主的实质是以理性为基础、以真理为目标。基于此，协商民主理论倡导积极的公民精神与公民参与意识，认为公民的政治参与不仅仅限于投票、结社等活动，而应该在参与者掌握充分的与决策相关的信息、有平等的发言机会的前提下，对公共政策进行公开的讨论和协商。 协商民主理论是学者们针对代议制民主政治体制在当代发展过程中的局限，对民主本质进行的反思，是民主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近代民族国家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代表了代议民主类型，而当代民主的类型则是以代议制民主为原则，美国著名民主理论家Jane Mansbridge称这是一种“对抗性的民主”。应该认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对抗性民主”革命奠定了基础，从霍布斯的学说、功利主义的民主观到今天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都是对抗性的民主理论。巴伯则称代议制民主为弱势民主，并批评代议民主不包含任何关于公民资格实践的概念，而仅仅关心个人的权利，这样会引发许多问题。正是由于代议制民主自身的种种弊端，协商民主重新强调公民与行政人员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强调对民意的质的提升，即通过不断地对话和协商，使各方都能够了解彼此的立场，以合理的途径化解各方的冲突，并寻求某种协调的形式以及某种“公共价值观”，进而把私利提升为公利，以弥补代议制民主制度的缺陷。 与协商民主理论相比较而言，目前，社会资本理论已成为诸多学科重要的分析框架。美国社会学会主席阿里简德罗·波提斯(Alejandro Pones)认为，社会资本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学者涂尔干对群体生活的强调，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对自在的阶级与自为的阶级的区分。所以，他认为，社会资本概念只不过再次简明扼要地抓住了社会学从一产生就有的观念而已。（注：A.Portes,Social Capital: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Annu.Rev.Sociology,1998,p.2.） 尽管社会资本的思想根源由来已久，但运用社会资本这个概念还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这个概念广泛地进入某些报刊杂志更是最近几年的事。据科尔曼的研究，最早使用社会资本概念的是经济学家格伦·卢里(Glen Loury)，他在1977年的著作中使用过这个概念。卢里虽然使用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但并没有对社会资本开展系统研究，第一位对社会资本进行相对系统的现代性分析的是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作为与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齐名的现代思想大师，布尔迪厄的深邃思想是建立于对经济学中心论的批判基础上的，在1979年的《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他提出了三种资本形式：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并把社会资本界定为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注：J.Harfis and P.de Renzio,Missing Link or Analytically Missing:The Concept of Social Capital,An Introductory Bibliographic Essa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1997,9( 7) ,pp.919-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