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研究的独特视角

——从《知识与文化》看“中国思想”研究之方法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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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时代

内容提要:

中国著名哲学家张东荪先生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已提出,应当把“中国思想”当成一个特殊的思维类型看待。他认为应从“比较中、西不同的思想范畴”和“考察中国文化内在需要”两个角度,建构“中国思想”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从而凸显“中国思想”的特质。本文是对张东荪先生上述思想的进一步解读,以期对目前“中国思想”的研究工作有所助益。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03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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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东荪先生是现代中国最具独创性的哲学家之一,尤其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方面,更显示出特别的穿透力。他早年翻译过柏拉图、休谟、柏格森和弗洛伊德等一批西方文化的奠基性著作,被称之为“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的学者。(注: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人文书店,1936,p.183.)二十世纪三十一四十年代,像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帕累托(V.Pareto)这些即使在当时西方思想界也并非震耳欲聋的名字,就已经常出现在张东荪先生的著述之中了。他对“中国思想”的论述虽不可谓之多,但对于先秦“百家”要旨的领悟及其比较,特别是对宋学本质的圈点批评,却又都是那样地特色鲜明。这些足见他知识涉猎的广度和思想洞察的敏锐。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知识与文化》一书,是他思想力作四部曲中的第一部(其它三部为《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该书具有相对完整的论说体系。“第一编:从知识而说到文化(关于知识的性质)”、“第二编:从文化而说到知识(关于知识的制限)”、“第三编:中国思想之特征”。学者们一般都把第一、二编视为全书的立论核心,而仅把第三编当成这一论证核心的经验验证。正是出于这样的逻辑考虑,人们对“第三编”的研究投入相对薄弱。(注:目前国内张东荪研究专家主要有张耀南(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二先生。其研究成果有:张耀南:《张东荪知识论研究》,1995,台湾洪业文化出版事业公司;《张东荪对冯友兰的超越》,1995,《原道》第2辑,团结出版社;《张东荪》,1998,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左玉河:《张东荪传》,1998,山东人民出版社;《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199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1999,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张汝伦:《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张东荪》,载《现代中国思想研究》,2001,上海人民出版社,p.481-501。)但笔者则以为,如果以“不可替代性”为衡量准则,那么,张东荪先生对于“中国思想”自身特性的剖析,无疑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一个独立篇章,而不仅是其知识论研究的派生部分。今天重读这些论述,仍然会被其中那种表面上似乎漫不经心,实际上却深思熟虑的论说所深深吸引,并追寻着那些力透纸背的深刻“问题”,试图展开另一条路径的探讨。

      一、在“知识差异”的比较中“发现”中国

      通常所说的“思想分析”,面对的并不是事物和行为本身,而是解释致使这些事物和行为成为可能的理由。当关照这些“理由”时就会发现,我们实际上必然要借助于某些“概念”去思想,而且这些“概念”也必然在某种“框架”之中运行。我们的思考已受到先在的“概念”和“框架”所支配。换言之,思想是由概念和范畴所组成的,思想活跃于由概念和范畴所编织的指涉和表达的网络之中。事物和行为只有在这个网络关系中才能显示出意义。而这个“由概念和范畴编织而成的指涉和表达网络”就是所谓“知识系统”。(注:在《知识与文化》的“附录”中,张东荪先生收录了自己《从中国言语构造上看中国哲学》和《思想言语与文化》两文,对语言与思想和文化的关系做了详尽的专门阐述。严格地说,语言分析是知识分析不可逾越的路径,尤其是思想和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环节。但由于本文目的的限制,这里一概省略。)有什么样的“知识系统”,人们就会赋予事物和行为以什么样的意义,从而就形成了不同的思想体系。专家们比较这些不同的思想体系,研究它们在知识进步中的位置和贡献,就成为了“思想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思想史研究就是“知识体系”之间差异性的比较。

      以上概述并非本文作者的创造,而是对张东荪先生思想史观念的简要概述。基于中、西方哲学的双重理解,张东荪先生认为,要评价某种思想体系,必须首先考察其“知识系统”的性质与格局,这与其说是思想研究的必要深入,不如说是对它的基础还原。所以在阐发“中国思想之特征”这一论题时,他把中、西方“知识体系”的比较放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张东荪先生指出,所谓“知识体系”可以在“文化轨型”(cultural pattern)和“思想轨型”(thinking pattern)两个角度考察,社会学研究侧重于前者,而思想史分析则侧重于后者。如果说“文化轨型”关涉的是行为(activity),是如何“把行为变为习惯”,使“行为之轨道化”,那么,“在思想上这些轨道却就是概念。详言之,即是用作左右其他思想时的概念。这些概念在人们心中潜伏着。其潜伏是由于习惯与社会熏染。人们作思想时其潜伏的格局便起来,作为轨型,使思想在其中进行着。这些概念即上文所谓等于尺度的,专用以衡量其他”。(注:张东荪:《知识与文化》,商务印书馆,1946,p.125.)这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范畴建构,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格局。如果,思想史研究并不仅是前人“事件评论”的言论汇编,而且更是某种概括“意义世界”的视角与方法,那么,概念和范畴本身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方式,就将成为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方面。通过这些不同概念和范畴的比较,才能展现出各种思想体系之间的差别。而这些“差别”正是某种思想体系的特色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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