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政治或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现象的比较研究，通常是用比较研究方法来解释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现象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为此提供一套基于因果关系的理论。尽管对比较政治或比较政治学的精确定义并无共识，但学术界大体上对比较政治学学科属性的理解是大同小异的。比较政治学通常被理解为：(1)是政治学或政治科学的重要分支；(2)采用基于比较分析的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方法，而非纯政治哲学式的探讨；(3)关注不同国家国内政治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而非不同国家之间的互相关系。① 英美主流大学的政治学学科设置一般包括四个方向：本国政治、比较政治、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这里的本国政治在美国就是美国政治，在英国就是英国政治。相对应地，中国大学的本国政治就是中国政治。从更宽泛的视角来看，本国政治可以视为比较政治的一部分。这一理解包括了三层含义：(1)美国学者研究美国政治就是本国政治研究，而别国学者研究美国政治就是比较政治研究，所以两者并无明确界限；(2)美国学者研究美国政治时，只要他们强调美国政治的特点或特性，那一定是跟别国相比而产生的特点或特性，所以本国政治研究其实自觉不自觉地在采用比较研究政治的理论与方法；(3)本国政治中常见的议题、理论与方法跟比较政治中常见的议题、理论与方法，具有较高的重合度，或者说，若以比较政治学作为学科背景，本国政治研究常常并没有特殊的议题、理论与方法，而只是比较政治学的一般议题、理论与方法在本国政治情境中的呈现。由此可见，除了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和国际关系两大板块，政治学领域的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基本上可以被归入广义的比较政治学范畴。 一般认为，比较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分支首先兴起于“二战”后的美国。“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面临着如何实现战后世界秩序重建的问题，加上随后形成的欧洲与全球冷战格局，美国在战略上有着充分的需要去了解美国以外或西方以外的全球政治与国别政治。美国政治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认为，对美国政治学界来说，美西战争推动了国际政治与殖民主义的比较研究，“一战”和俄国革命推动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区域性研究，“二战”以及随后的冷战、去殖民化运动推动了全球更大范围内的国别、区域与比较研究。②一言以蔽之，比较政治学在美国兴起的首要原因，乃是美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战略需要。显而易见，要想跟别国进行有效博弈，要想有效影响别国的前提是了解别国政治。类似地，全球其他主要国家，比如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以及今日的中国，也有着类似的国际政治上的战略需要。但问题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既非全球领导者，亦非地区大国，这些国家的多数研究型大学如今都在其政治学系或政府系开设比较政治课程。他们这样做，固然有国际政治的战略需要，但或许更重要的是，了解世界各国政治还跟这些国家——特别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或政治现代化有关。许多学者研究比较政治的初衷乃是探索如何能够拥有良善的政治秩序和更好的政治生活。实际上，比较政治领域的诸多关键议题，包括政治现代化、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民主化、有效国家构建等，都与此有关。这是比较政治学在全球兴起的第二个主要原因。③当然，比较政治学的兴起不全是人类政治的现实需要或实践需求，也可以是由纯粹的理论与知识好奇所引发的。比如，人类最早的比较政治研究文本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这部作品其实就是在那个时代对古希腊诸城邦进行的比较政治研究。④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比较政治研究，尽管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政治需要，但更多源于知识上好奇心的驱使。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因而人类常常对未知世界抱有深刻的好奇，渴望用理性的力量去理解许多未知领域。拿今天来说，过去半个世纪，英美大学既有塞缪尔·亨廷顿这样的关注重大时事与世界格局的著名政治学者，又有许多在公共领域并无多少知名度的重量级政治学者，后者同样为我们理解世界提供了有效的知识与理论，而这些学者很多都把求知和求真本身视为目的。这是比较政治学兴起的第三个主要原因。抽象地看，比较政治学的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驱动力：一是现实政治的需要，二是理论构建本身的推动。 基于对社会科学一般功能的理解，比较政治学在人类政治生活中可能有着四种基本功能：描述(description)、解释(explanation)、预测(prediction)和指导(instruction)。这四种基本功能还关系到我们对比较政治学这一学科成就的评价标准。比较政治学的描述功能，是指它需要描述全球范围内国别的或区域的政治现象，即这些国家或区域在政治上发生了什么，特别是比较政治常常较为重视描述这些政治现象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当然，仅仅描述是不够的，比较政治学还需要对国别的或区域的政治现象进行理论解释，即解释不同国家在政治现象上相似性与差异性的原因。以《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为例，该书开篇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比如：“为何威权国家会走向民主化？如何解释民主国家的形式、动力与意识形态？在什么情况下内战和革命会爆发？”比较政治学需要对诸如此类的基于跨国比较的政治现象做出理论解释，确定从自变量到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然，任何时候理论跟理论都是互相竞争的，任一理论的解释力也往往都是有限的。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现象。进一步说，在对过去政治现象做描述和解释的基础上，社会科学的“雄心”是要能够根据过去预测未来。但如同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比较政治学在预测功能上往往面临着许多挑战。一方面，它始终面临着现有理论解释是否足够有效的问题；另一方面，它还难以避免变量太多的问题，即在经验世界中导致重要政治现象发生或不发生的变量，往往难以被现有解释模型穷尽的难题。比如，美国比较政治学界的一个尴尬处境就是，主流学界完全未能提前预见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解体和冷战体系的快速终结。除了描述、解释和预测这三大基本功能，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还被期待能够给某些国家的政治发展或政治现代化提供理论上的指导与政策上的建议。当然，这一点的难度可能要比预测还高。 这篇论文的主要目标是对21世纪以来全球比较政治学的议题与理论进行综述和评论，同时探讨比较政治学面临的挑战与可能的前景。当然，一个长期发展的学科犹如一条流淌的河流，我们很难根据某个时间点将其人为截断。总的来说，21世纪的比较政治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冷战时代比较政治学的延续和发展。对21世纪比较政治学产生重要影响的许多议题和理论，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