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571.23 在21世纪初20年的时间里，美国国家治理开始被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问题所困扰。由华尔街制造的危机不仅给美国造成了巨大伤害，而且对全球经济也造成了巨大冲击；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社会冲突向着深层次发展，移民和种族问题日益严重；政治极化更为明显，推动政党政治向党争政治转化，政治决策陷入僵局。这些问题相互纠缠，进而使得美国国家治理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根据这种局面，判定21世纪初期美国国家治理的性质，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解释，是一项非常值得且富于挑战性的研究。21世纪初期美国国家治理遭遇的一系列经济、社会与政治问题，表明美国国家治理已经步入危机。 美国主流舆论与学界研究的共同主旨是将美国遭遇的严峻问题看成是自由民主体制的危机，但这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21世纪初期美国遭遇的困境。美国确实遭遇到了自由民主体制的危机，议会“越来越不能表达人民的意志，不能代表公民的利益”，代议政治危机事实上早就存在。①但是自由民主体制的危机并不是美国系统性困境的全部内涵，如果美国面临的仅仅是自由民主体制的危机，那么只要通过修复自由民主体制的功能，就能够摆脱困境。然而，21世纪初期的美国面对的挑战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而且这些领域中的问题相互影响，已经造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要言之，美国经济与社会领域中的问题延伸到了政治领域，但是自由民主体制不仅难以有效地应对这些问题，反而在这些问题的持续侵蚀下发生了危机，而自由民主体制的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与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最终形成了自由民主体制的危机同经济与社会问题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局面。因此，21世纪初期美国遭遇的困境，是比自由民主体制危机更为复杂和深刻的系统性危机，自由民主体制危机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将美国遭遇的困境仅仅局限在自由民主体制层面，就不可能得到关于当前美国问题的完整解释。 本文认为21世纪初期美国遭遇到的系统性挑战是国家治理危机。国家治理危机是指根源于政治体制能力衰退而形成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性质由相互支持转向相互冲突的过程和状态。从现象上看，国家治理危机表现为一种双重危机，一方面国家与社会通过政治体制建立起来的相互支持关系趋于瓦解，整体上转向相互冲突的关系，这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危机，另一方面自由民主体制出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出现了系统性的功能失调，这就是自由民主体制的危机。从实质上看，国家治理危机是政治体制能力的危机，这就是说政治体制作为国家治理赖以发生的支撑框架不能继续发挥足够的作用。政治体制能力是理解国家治理危机的关键所在，当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能力出现衰退时，既会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出现危机，又会导致政治体制的危机，还会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危机和政治体制的危机相互影响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的局面，所以增强政治体制能力才是解决国家治理危机的根本途径。 二、国家治理及其危机 国家治理是在现代国家的政治框架中发生的，它代表着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只有当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能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构相互支持关系的时候，国家治理始得成为政治发展的主题。国家治理必须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为基础，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只能由政治体制建构出来，因此政治体制就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基本支撑。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政治体制都能够发挥出建构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作用，政治体制要想充当国家治理的基本支撑，必须是民主的政治体制。既然国家治理是在现代国家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之后出现的，那么国家治理危机自然也是发生在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的现代国家之中。民主政治体制能力的不足是国家治理危机的根源，它既是引发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转向相互冲突关系的原因，又是导致民主政治体制发生功能衰败的原因。因此，国家治理危机的本质就是政治体制能力不能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 现代国家是完全不同于古代国家的统治形态，其中最为根本的差别就在于直接统治，也就是说直接统治是现代国家的核心特征。所谓直接统治就是指，现代国家借助统一的政权及其组成机构，将各种中间势力从统治过程中排挤出去，并且以中央集权的方式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和对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从而将统治直接建立在社会大众支持或者默认的基础上的统治形态。由此可见，建立中央集权的完整统一的政权是现代国家的基础性环节。只有完整统一的政权才能够为直接统治开辟道路，进而才能满足现代国家渗透社会、动员民众、集中资源的需要。②查尔斯·蒂利对现代国家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认为现代国家是在漫长的争夺资源和资源垄断权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这就决定了现代国家必然是中央集权的、控制着连续且边界清晰的疆域的、垄断了暴力的、同其他组织相分离并且高于这些组织的政治框架。③ 以直接统治为核心特征的现代国家必然同社会大众形成多样化的直接联系。蒂利将这些多样化的直接联系精要地概括为社会大众的“福利、文化和日常事务变得前所未有地依赖于他们碰巧居住的国家”。举其要者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公共秩序由国家直接塑造，“国家警察深入到地方社会”，凡是可能影响到公共秩序的事件、组织、个人都将受到密切的关注和严格的调查，社会大众的安全也越来越依赖于此；其次，国家开始积极干预工作场所，集中体现为征收税赋和控制阶级冲突、建立和规范国家教育体制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建设和维护交通及通信线路以完善基础设施、组织对穷人和残疾人的帮助以减轻企业的负担；最后，国家不断强化对疆域边界的控制，为国家内部成员提供一些基本福利和公共服务，同时将外国人看作是需要限制权利的群体，从而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在国家内部的高度同质化。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