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依赖:中华政治共识之传承与更张

作 者:

作者简介:
闾小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天津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政治共识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赖以存续的文化基础。华夏帝国赓续两千余年,得益于一种由庙堂与江湖共同构建与持守的政治共识,即政治一元主义。近代以降,传统的政治一元主义(道统)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受到质疑。19世纪末,在进步主义思维及弃旧趋新偏好的驱使下,革命成为支配国人政治行动的逻辑,有识之士纷纷构建新的政治共识,传统的政治一元主义陷入“主义丛林”,从各种“主义”中脱颖而出并取得支配地位的是“三民主义”。探析中华政治共识之传承与更张,对当下中国构建“核心价值体系”不无启示。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1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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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治一元主义——中华官僚帝国之“体”

      从传统哲学的体用关系来看,在两千多年的帝国政治史上始终不变且日益强化的政治理念不仅是一种政治共识,且上升到“体”或“道”的高度,这就是政治一元主义。

      一元主义的政治共识构建于孔孟时代。孔子说:“政者,正也。”《说文》对“正”释义是:“正,从止,一以止。”孟子在与梁襄王对话时,梁襄王问:“天下恶乎定?”孟子答:“定于一。”①一元主义的政治共识形成于秦汉时代。秦汉貌似有暴政与仁政、坑儒与尊儒之别,但在“体”上是有共识的。秦之非儒,但不非儒家之大一统、王权主义,而是用法家之法来实现儒家的理想。汉之非秦(如贾谊),非的是秦人过于崇尚暴力,仁义不施,但推崇秦建立的大一统帝国。秦尝试建立中华官僚帝国,汉则使之成为常态。秦汉以后,一元主义为历代政治家与思想家所固持。

      政治一元主义有三个主要构件:一是权力配置中的王(皇)权主义或王权至上;二是政治共同体(物理空间上)的“大一统”,即非竞争格局;三是政治文化中的独尊儒学及政治传统上的连续性。三者互动构成了中华政治传统及制度安排的一元主义特征。

      1.权力配置中的王权主义。

      关于王权主义的起源,刘泽华教授认为:“中国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即有一个最显赫的利益集团,这就是以王——贵族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以后则发展为帝王——贵族、官僚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在不停地变动,而其结构却又十分稳定,正是这个集团控制着社会。”②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知识精英承载着规划天下的天职,遂出现了罕见的“百家争鸣”景象。孔子针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乱象,提出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有道”的政治理想。其后,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政治学说,强调“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王权主义表现为君王具有至尊、至强的地位。君王之独有五:势位独一,权力独操,决事独断,地位独尊,天下独占③。独者,一也。这“五独”不仅是“轴心时代”多数思想巨子的共同主张,也日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概言之,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天下之君,独一无二。天下只有一个文明的政治与教化的共同体,不存在两个或多个对等的政治实体,故而不存在两个或多个平起平坐的皇帝,此即《春秋公羊传》中反复强调的“王者无外”的思想。韩非明确表示了对“一”的推崇和对“两”的贬斥:“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共政”,均是祸乱之源。《吕氏春秋》载:“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④管仲认为:“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尧舜之民非生而治也,桀纣之民非生而乱也,故治乱在上也。”⑤到汉代,董仲舒则进一步论证了君权天授的唯一性与排他性。“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⑥,这使得一元主义的权力体系在学理上更加缜密。

      其次,天下之权,君主独揽。君主是唯一的权力的来源与权力的合法供给者。在制度安排上既没有任何力量或个人可以分享、分割君主的权力,也没有任何力量或个人可以制约君主的权力。天下独君,权自君出。管子在《国蓄》篇进一步阐明君主独揽大权的必要性及大权旁落之危害:

      国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用,是皆从其事业交接于君上,故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系于上也。……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

      2.政治共同体的“大一统”。

      就政治空间而言,古代舆地学意义上的世界即“天下”,天下是一个天圆地方的平面,华夏居天下之中。从文明的发达程度来看,华夏文明则是矗立在这一“平面”中心位置的唯一奇峰。

      传统社会的天朝向来就没有十分精确的数字化的地理边界。《礼记·玉制》云:“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直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政治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风俗不同,并非要表达这是一个多元并列的政治空间,而是表达华夏不同而和之优越,并强调文野之别,这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想象并不矛盾。故《国语·周语》绘就了一幅“中心→边缘”的“五服”之制:“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

      三代时期,理想中的天下是一个以华夏为中心的亲疏有别、以宗法关系为网络的政治共同体。春秋时期,“天下共主”的格局名存实亡,华夏大地上出现了多个政治实体并存的格局。身处乱象时代的诸子,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并未动摇对“天下共主”的追求,而是在谴责当下“礼崩乐坏”的同时,规划并指点着中国历史如何重新迈向大一统。

      “大一统”源自《春秋公羊传》。该书开篇即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东汉经学家何依在注解《春秋公羊传》时称:“大”乃为“推崇、重视”;“一统”即“元始”。大一统论不仅要求历法应该划一,且应以周王的政制为摹本,使天下复归至定于一尊。

      政治共同体的“大一统”意味着文明社会的排他性。夷夏之别即为“文”与“野”、“内”与“外”、“泰”与“否”之分。在古人的视野中,文明社会永远只有一个,这已成为一种思维定势。

      3.政治文化的一元性。

      权力配置中的一元性特征通常也会反映在政治文化中。华夏政治文化中一元主义表现为独尊儒学。新儒家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大体为一元,不如西洋文化来源为多元。因而数千年之中国文化,大体有一贯之精神,而不似西方文化中各种文化势力之多端并行,时或互相冲突。”⑦的确,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形成足以与儒学比肩或竞争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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