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主赤字”的表现 “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是从财政赤字（fiscal deficit）这个常用的概念引申出来的。其他的引申还有“生态赤字”、“社会赤字”等。“民主赤字”最初在欧洲使用，指欧盟联合进程中民主的相对落后状态。在欧盟，首脑会议、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拥有决策权，但它们不直接对民众负责，决策过程也不透明。尤其是掌握实权的部长理事会，几乎是在与媒体隔绝的情况下做出关系各成员国人民命运的种种决定。民选的议会则在欧盟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这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欧盟层面，欧洲议会无法针对欧盟执委会与部长理事会行使实质立法权与监督权；二是在各成员国层面，各国国会也无法影响欧盟的决策和否决政府实施欧盟的法律。这些现象在现代民主发祥地的欧洲引起了人们的严重关切。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英国社会民主党的发起人雪莉·威廉斯（Shirley Williams）就指出欧盟的“民主赤字”，她认为欧盟不仅应代表欧洲政府，更应当代表欧洲人民[1]。 “民主赤字”这个概念现今在全球广泛地使用。比如，哥伦比亚前司法部长、国际发展计划署高级顾问费尔南多·卡里奥-弗罗里兹（Fernando Carrillo-Flórez）在出版《民主赤字：全球化中的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书中认为，拉美地区的民主进程落后于社会发展，仅仅只有形式上的选举民主，而没有真正的完备的民主，因而存在着“民主赤字”。加里·甘比尔（Gary C.Gambill）认为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赤字”正在扩大。马特·比文斯（Matt Bivens）在“莫斯科时报”著文认定俄罗斯存在着“民主赤字”。加拿大最近一次的大选中，“民主赤字”成为一个激烈争论的话题，并作为一些派别竞选纲领中心。由此看来，“民主赤字”远远超出欧盟的范围，不仅存在于欧洲，也存在于美洲、中东。在全球化中“民主赤字”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 如前所述，“民主赤字”不限于发达国家，也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不是欧盟独有的现象，而是全球化中的普遍现象。当然从更精确的意义上，就国家而言“民主赤字”只能出现在那些被认为是民主的国家之中。对于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建立了公认的民主制度还存在疑问。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1990年，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的统计是全球民主国家的比例只有45％[2]。甚至在被称为“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之后的2000年，斯坦福大学拉里·戴蒙德的（Larry Diamond）统计是全球民主国家的比例也只有63％，其中所谓自由民主的国家只有37％[3]。这也就是说直到21世纪，全球还有1/3以上的国家还没有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这些国家远远不是民主“赤字”问题。另外还有将近1/3的国家刚刚走上民主化的进程，这些国家民主很不完善，达不到“自由民主”的水平，也超出了“赤字”所形容的范围。严格来说，对于全球大约2/3的国家而言，存在的问题是“民主缺位”或“民主欠缺”，而不是“民主赤字”。所以就国家而言，“民主赤字”形容民主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才比较适宜。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民主赤字”主要指在西方发达民主国家中出现的一种对传统民主的失望、失信而形成的对民主的不满现象[4]。 全球化之中的“民主赤字”宽泛地指全球化所引发的民主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可以从许多角度加以总结。这里主要考察两个层面，即国家民主的萎缩和国际民主的欠缺。 一是国家民主的萎缩。民族国家仍然是当今民主的最重要载体。国家层次的民主水平是衡量总体民主水平的最重要的标志。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运作出现了日益严重的问题。（1）在信任方面。大多数西方国家中，公众对议会政治、政府机构、政治家的信任等均呈下降趋势。就美国而言，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从20世纪60年代的57％下降到90年代中期的25％[5]。（2）在选举方面。西方参加投票的公民人数骤减。马丁·沃特伯格研究的结论是，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20个西方民主国家中的投票率均有所下降，降幅超过10％。美国参加选举的人数累创新低，1996年参加大选投票的选民不到50％，2000年当选总统得票不足参选选民的50％，或者说只有全体选民的25％。（3）在政党方面。由于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每况愈下，特别是年轻公民对政治失去信赖，普遍感到空虚，使一些国家政党党员萎缩，并在吸收新成员方面苦无良策。传统的西方政党政治面临着严重的挑战。（4）国家主权方面。尤其是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侵蚀，也冲击着既有的民主安排。民众普遍感到民主权力的失落和社会福利的削减。国家主权在下降，民主也在下降。 二是国际民主的欠缺。全球化中随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扩展，政治也上升到全球层面。当今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决策，在国际层面做出。但是，在人们的命运越来越依赖于国际社会之时，国际层面一方面还没有出现一种有效治理机制，另一方面是现有的机制普遍缺乏民主的合法性。意大利学者卢西奥·利瓦伊（Lucio Levi）认为这是全球化“民主赤字”的一个核心问题[6]。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认为现存制度安排中的“民主赤字”已经成为在全球区域治理中所遭遇的难题，因此在全球维度我们需要更多的民主。在合法性日益受到关注的时代，是否民选或对民众负责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所理解的合法性的必要基础。但全球化中至今还没有一个机构具有这种合法性。最具有象征意义的联合国远远缺乏人们所期望的权威合法性。全球化的重要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受到美国等西方利益集团的驱动。比如，依照惯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来自欧洲，世界银行总裁则由美国人出任。这些组织主导重要的全球化政策，它们本身却既不是民主产生的，也不是依照民主规则运作的。至于冷战后美国等西方所倚重的“北约”或“西方八国集团”等，它们在渊源、组织原则、尤其是利益上更多地与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相联系，更没有世界意义的合法性。或者说它们是强权，而不是合法性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