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威廉姆森。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和创始人之一，奥利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说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对于埃莉诺的获奖而言，意义不仅在于她以女性身份首次打破女性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缘的论断①，还在于她以政治学家的身份“颇受争议”②地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值得当前国内外政治学界深思的是，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因缺乏“科学”硬度和研究方法滞后而经常被“经济学帝国主义”入侵“殖民化”的政治学③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在世界金融危机的时代背景下，政治学家的理论成果赢得经济学界的认同体现出政治学怎样的学科价值？埃莉诺在公共池塘资源治理方面取得备受瞩目的成就对政治学未来的发展有何启迪？本文试图结合埃莉诺个人的学术成就在学科层面的价值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一、政治学科学地位的嬗变 政治学研究的不断推进是立足于其传统的根基之上的。随着不同时代主流研究范式的转换和“科学”标准的变迁，不仅政治学的研究取向和“科学化”程度不断变化，政治学的“科学地位”也一直处在跌宕起伏之中。“政治”一词是古希腊人首先提出并使用的，尽管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政治事务的变迁使它指称的内容出现了很大变化，但对于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认知必须置于学科发展史的脉络中加以考察，才能真正理解能赢得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科学化“优等生”的认同和肯定，对于政治学展现其科学性及其科学地位的重要意义。 (一)价值研究取向时代曾经的“王冠科学” 西方政治研究的传统肇始于古希腊，受规范研究方法的影响，传统政治学多采用价值取向的研究范式。虽然柏拉图坚信可以将数学方法用于政治分析，并计算出了一个理想的城邦所需要的人口，亚里士多德将“根据科学规则轮流统治”，后来马基雅维利也相信那些可观察到的政治现象背后必定有某种规律性的东西，霍布斯则幻想像“三角形三角之和等于两直角之和”那样的政治科学原理④，但思辨的、演绎的研究风格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这种局面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延续到马克思。 在价值研究取向的时代，政治在传统社会生活中的统领地位曾使政治研究一度享有最高的尊荣。西方政治学的开创者——亚里士多德把人看作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把城邦的政治生活看作是人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在论述政治学科学地位时，他特别指出，“‘任何技艺或学问……都以某种利益为目的。’正如我们所有的行为最终都服从于一个最高目的一样，各种学术和科学也可以理解为最终服从于一门居主导地位的科学，它包含广义的人类利益。而这门主导科学显然是政治知识或政治科学。”⑤由此，政治学被亚里士多德推崇为所有科学中的“王冠科学”。而此后在希腊晚期和罗马早期，尤其是斯多葛派的学者，对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这种统领地位开始进行解构，提出古希腊人不能脱离培养他的城邦来想象人，多少有点夸张。⑥政治学至尊的“科学”地位自此开始遭到消解。到了中世纪，作为曾经的“王冠科学”，同其他科学一样都没能摆脱成为神学“婢女”的厄运。及至文艺复兴时期，在理性光芒的照耀之下，以文学和艺术的复兴为先导，政治学同其他各门科学才从神学的束缚中逐渐解放出来。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伴随着政治成为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决定性力量，西方近代政治学的显赫地位才得以光复，学术研究空前繁盛，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充满自由、平等等政治理想的政治学说和莫尔、康帕内拉及其后来的“乌托邦”政治理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政治理想都将价值取向的政治研究发展到极致。此后，受自然科学迅速崛起和政治变迁的影响，对“科学性”的追求逐渐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转向。 (二)自然科学“霸权”时代的没落与调适 19世纪初期，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自然科学在帮助人类取得巨大物质文明成就的同时，其实证主义的分析范式也被其他学科竞相效仿，成为“科学”的标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及其各门学科是19世纪中期以后相继诞生的。“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进步，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崛起，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传统农业社会所未曾有过的、对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和谐极具负面效应的现代文明综合症。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以孔德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将自然科学引入社会研究领域，试图以科学方法和精确的社会知识来理解和把握现代社会，解决现代社会产生的一系列新问题，从而发展出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⑦ 在自然科学主导的“科学”准则的影响下，西方政治学也以经验的、实证的研究方法取代思辨的、演绎的研究方法。从约翰·密尔受孔德实证主义影响至1880年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政治学院再至行为主义勃兴，政治学一直在科学化的道路上努力成为以自然科学准则为主导的科学界所能认同的“政治科学”。初期，以约翰·密尔、罗伯特·米歇尔斯、马克斯·韦伯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开始更加注重从对历史事实的归纳和分析中来解释政治现象。到19世纪末，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后，美国独特的政治背景和强盛的科学主义传统使得美国政治学近乎成为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代名词。追溯西方政治学在美国的发展，西方政治学界一般把1880年哥伦比亚学院创立政治学院视为现代意义上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发端的标志，把行为主义政治学视为政治学“科学化”的最高形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的部分政治学家发起了“新政治科学运动”，主张采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从而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发展奠定基础。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政治学者在对政治行为的研究中越来越倚重数理统计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其“科学性”不断增强，到20世纪60年代由戴维·伊斯顿、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等倡导的行为主义革命，西方政治学对科学化的追求更是达到了巅峰状态。采用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研究方法之后，“行为主义者产生了大量的实质性研究成果，尤其是关于政党、公共舆论、司法行为和代议民主制的其他构成特征的研究成果”⑧。 (三)科学范式反思与转换中的新生 在自然科学的科学范式和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主导之下，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其亦步亦趋地一味因循自然科学示范下的科学化道路，不仅使其科学地位在科学界饱受争议，还使其学科的主体地位和尊严也在争议中遭受重创。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对美国面临的国内、国际政治问题的阐释苍白无力，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在批判和修正行为主义政治学祛除价值、过度追求“科学性”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倡导政治学要与现实问题相联系，价值判断要与科学方法相结合。在此背景之下，政治学对“科学化”的追求也出现了新的取向，有限度数量化的“软性”科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科学界的尊重和认同。回顾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发展，佐梵尼·沙特律就曾反思、评判其在追求科学性的道路上走错了方向，认为它选定了一个不适当的科学模式⑨。20世纪70年代，J·唐纳德·穆恩把政治研究的模式归纳为自然主义模式或科学模式、释义模式或人文科学模式，并认为这两种科学研究模式都存在着缺陷，对于政治研究来说都是不充分的，真正所需要的是一种能综合这两种模式的方法论观点。⑩罗伯特·达尔指出，“经验政治分析是科学吗？或者，它是一门艺术？依我之见，两者都是。政治分析的许多方面，非常容易在已经精于此道的人的督导下通过实践和训练而获得，在这种意义上，它是一门艺术。当这种学者凭借细心观察、分类和测量等方法审慎地将一般原则和理论同经验数据相验证，那么，经验这种分析在方法上就是科学的。”(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