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5)12～0093～08 对于儒家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韦伯曾指认作一种适应性、遂顺性的迁就。这种论调在晚近以来的研究中得到了有力的辩驳，如墨子刻特别从政治文化、心理精神的维度以理学传统为例，揭示出儒者与现实世界存在高度紧张感，以致形成一种难以摆脱的文明困境，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转型进程。①就理学家而言，这种困境感究竟如何具现于他们的时代与处境，如何展现为有力的思想形式与气质?既有的思想史研究往往将其描述为一种空疏迂阔的道德理想主义，甚至是与反变法立场等同的政治无为取向。②换言之，理学的政治思考要么是浪漫而无力的，要么是消极而反动的。这种形象在余英时先生的宋明儒学研究中得到巨大改观。③他特别能够结合宋代政治史的脉络场景，彰显出包括理学家在内的士大夫以三代为号召、掀起大规模变革运动的理想政治精神。余先生将其称为“秩序重建”的变革诉求。这为我们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深入剖析理学思想设置了一个比较精到的政治文化视野。本文即以程颢、程颐兄弟为焦点，试图呈现理学创立者在其时代处境中开辟出来的政治思考向度，以及他们如何影响了后继的儒家士君子群体，从而成为近世政治思想的重要典范。 一、立志：三代之道与天理、公论、经筵 明道、伊川兄弟中，在政治思考上，小程早露峥嵘。早在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距范仲淹庆历新政失败不过七八年，十八岁的程颐就上书阙下，希望仁宗“出于圣断，勿徇众言，以王道为心，以生民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并乞召对面陈所学。虽然最后未能如愿，却已表示出超越世俗意见、建立非常事功的高远志向。④具体而言，程颐自陈所学乃“天下大中之道”，是三代所以兴盛、后世所以不及的至大易行之道。然而“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仁宗继承祖业，“内外经制，多失其宜”，天下已有危乱之虞。出路就在于打破因循不变的局势，确立行王道的远大志向(“救之当以王道”)。他特别强调，对于仁宗而言，真正的孝道、对于祖宗基业的发皇，乃是“思齐尧舜，纳民仁寿，上光祖考，垂休无穷”。这构成整篇上书的重心所在，至于具体王道之政，程颐仅举求贤任贤，简略论及。⑤ 二程对于践行王道、立非常之功的成熟思考，在十五年后的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得以呈现全貌。这一点见于程颐代父撰写的《为家君应诏上英宗皇帝书》，之后程颢具有代表性的系列政论也都体现出一以贯之的思路和内容。⑥在此次上书中，程颐继续批评了仁宗以来对于政治“保持之”“维持之”的因循守成路线，指出变革求治的急迫性。对于改革之道，他特别概括为三个方面，即“立志”“责任”“求贤”。伊川认为这是一切政治的根本(“三者本也，制于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无其用”)。⑦这也是认识程颢政治思想的三个总体纲要。 关于立志，程颐解释道：“所谓立志者，至诚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训为可必信，先王之治为可必行，不狃滞于近规，不迁惑于众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此之谓也。”⑧可以看到，此处程颐延续了对于仁宗所强调的王道理想，主张在圣人和先王之法的指引下实现三代式理想政治。同样，程颢在《上殿札子》(1069年)开篇即强调“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学……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谓定志者，一心诚意，择善而固执之也……惟在以圣人之训为必当从，先王之治为必可法，不为后世驳杂之政所牵制，不为流俗因循之论所迁惑，自知极于明，信道极于笃，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后已也”。⑨ 二程皆以为君志立是天下通向理想政治的关键。究其实，是要透过促成君主的决断来确立国家政治的根本方向，或者说形成长远稳定的政治战略。他们首先提出这个根本要义，并指出“天下之大，非体乾刚健，其能治乎?”⑩这里的“体乾刚健”，只有参照比较二程所要超越的那些“驳杂之政”“近规”“众口”和“流俗因循之论”，才能把握到根本的精神义理指向。程颐指出，追求天下之治是古今统治者的理想。然而，统治者或者不知如何着手，或者有始无终，或者受制于因循守常的政治与意见而不能有为。因此，只有真正确立对于圣人之训、先王之治的信念和追求，才能明确王道政治的进路。在这方面，其实表明了二程对于三代之法与汉唐之法、祖宗之法的取舍。对于汉唐之法，程颢云“汉唐之君，有可称者，论其人则非先王之学，考其时则皆驳杂之政，乃以一曲之见，幸致小康，其创法垂统，非可继于后世者，皆不足为也”，程颐则云“汉唐小康，行之不醇”。(11)汉唐政治的学术与实践都只是三代政治的低级版本，不足取法。 再来看祖宗之法。晚近学人已指示出赵宋一代在祖宗之法上的传统养成，自太祖、太宗朝确立规模，真宗、仁宗时期已形成遵守祖宗成宪经制的惯例宪制。(12)就此而言，二程对于祖宗之法却采取了更为严厉或曰深刻的批评取向。如上文程颐批评仁宗朝“内外经制，多失其宜”，如仁宗拣选三十五事作为祖宗家法，丁度等人参与编定，程颐却指出，“往者丁度建言‘祖宗以来，得人不少’，愚瞽之甚，议者至今切齿。使墨论墨，固以墨为善也”。(13)再如程颢言，“宋兴百余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尽美，士人微谦退之节，乡闾无廉耻之行，刑虽繁而奸不止，官虽冗而材不足”，“本朝踵循唐旧，而馆阁清选，止为文字之职，名实未正”。(14)相比同期政治实践者对于祖宗之法的良性阐释与维护，二程更侧重“近规”的不足与弊端，从而强调对于现实政治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