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政治学研究方法类型看利益分析法 政治学一经诞生，就存在着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早期《圣经》及柏拉图的《理性国》采用了逻辑思辨的哲学分析方法。中世纪神学政治学时期，政治学研究对象由人与国家的关系变成了人与神的关系，研究方法基本上是思辨性的、解释性的，属于一种哲学分析方法。近代意义上的政治学一反中世纪强调神的权威性，而强调人的权利性，神权政治转向了世俗政治，自然法、自然权利、主权、社会契约、自由、民主、平等成为主要的政治学的基本概念框架。至19世纪中期，西方社会矛盾和冲突日趋激烈，社会学世界观开始出现，社会学的政治研究，是资产阶级确立统治后，为进一步稳定社会秩序，寻求解决问题方案时出现的一种政治学分析方法。与此同时，在寻求资本主义矛盾的解决过程中，作为对早期对“人”的强调的资产阶级人性观、人权观的反动，马克思、恩格斯发展出了一种对政治的阶级分析和经济分析法。 近代意义上的政治学一直持续到二战后行为主义革命时期为止，这期间所产生的阶级分析法、团体分析法、历史过程分析法，精神心理分析法等等，基本上属于政治学分析中的传统主义方法，表现为在分析对象上由国家、制度分析为重点，转向以“人”为重点；在具体分析方式上，主要采用历史比较、哲学思辨以及社会分层等社会学分析法；在方法上具有强调人性化和价值分析的一面。奇尔科特在分析传统主义政治学分析方法的特点时指出，传统方法基本上是“事实与价值观互相关联”、“思辨性的”、“指令式的，规范式的”、“定性式的”、“关心无规律性与规律性”、“描述性的、地区性的，静态的”、“集中于正式的（宪法的和政府）结构”，“历史或非历史的”[1]。 二战以后，在多学科的影响以及自然科学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西方政治学又转入“动态化”的研究阶段，即用“行为主义的、纯政治论的和现实主义的”方法对“政治生活和运动”进行探讨。[2]作为对传统政治学分析方法的反动而出现的行为主义，其目标是将政治学发展为一门科学，力求让政治学达到“解释、预测和控制的目标”[3]，具有自然科学的基本特点。在分析方法上，其“所采用的模式是自然科学，例如物理学和生物学，在较小的程度上（或在不同的水平上）也采用心理学的模式”[4]。从否定的方面讲，它反对传统的研究方法，从肯定的方面讲，“行为主义赞成有成就的科学，以了解和弄清怎样应用适当的科学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赞成把注意力集中在实际的、可观察的行为上，即那些事实上对政治确实有重大意义的活动家身上；赞成寻求谨慎的评价和检验经验理论，即关于行为领域的理论；充分地、审慎地收集数据，但同时要以理论为指导，并以理论（检验）为目的；在现象或数据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多掌握和运用数学，尤其是统计—定量方法；努力达到‘更高层次’的一般化，即可以更明晰、更简要、更有力地解释更多的现象”。[5]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下，西方政治学发展出了许多分析方法，如大卫·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分析，卡尔·多伊奇的政治沟通分析，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所发展的政治文化分析，李普塞特所使用的社会学分析以及各种众多的计量分析、模拟研究、实验研究、案例分析、博弈研究等。行为主义发展了众多的研究方法，但行为主义关于科学化目标本身在70年代初期遭遇到了诘难，其忽视价值、忽视人性、忽视社会科学的基本规律的片面研究方法受到了后行为主义的批评。在科学化和人性化之间，后行为主义选择了对人性化分析的复归。在此基础上，后行为主义又强调了哲学分析法，借鉴了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分析、新制度主义分析，强调了人的因素、意识形态因素、社会价值法则等。 纵观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不断的否定与替换过程，可以发现其中所具有的一个基本规律，所有的研究方法几乎都难以跳出这个基本规律的左右，西方政治学是沿着以下两条线索在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中发展的： 研究对象 客体（国家、权力组织） 主体（人、团体、社会） 研究具体 人性化（静态规范定性分 科学化（动态实证定量 方式或倾向 析，重视价值判断） 分析，价值中立） 从研究对象上看，西方政治学总是处于客体与主体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在研究方式与倾向上处于人性化与科学化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如果把这两条线索加以归纳的话，可以从中分别发展出分析方法的四种不同类型，即：(1)客体的人性化研究类型，采用的研究方法大致是历史分析法、哲学分析法、权力分析法等诸多定性的、规范的静态分析方法；(2)主体的人性化类型，采用的方法是哲学思辨分析法、阶级分析法，理性选择分析法等；(3)客体的科学化类型，多数采用如结构—功能分析法、政治系统分析法、政治沟通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等；(4)主体的科学化类型，如政治心理、政治文化分析法等。当然，有些分析方法兼顾了几种类型的特点，如当代政治学理论中的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6]。 在回顾政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及其类型基础上，我们发现在西方政治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虽然各种政治学名著几乎都涉及到政治学中的利益现象，但很少有人将利益发展成为一种规范的分析方法。不少学者都曾关注过利益问题，但他们或是把利益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隐含的前提假设，作为分析政治现象的一种载体，或是从理性人角度或利益团体理论的角度出发，使利益分析从属于理性人分析或团体分析。总之，以往对利益的分析在政治学中是比较零散的，甚至是其他分析方法的从属，因此，有必要在众多政治学文献的基础上规范、总结利益分析方法。 二、利益分析法的基本元素构成 所谓利益，是指“在外界主观意识不断影响下产生的，它与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它最清楚不过地反映了人的社会地位，特别是经济地位，他们的社会出身、教育状况、生活经历、社会关系、职业或非职业状况等”[7]，所以利益是以社会形式出现的人的需求，是人们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作为一种政治学分析的利益分析法，反映了人类政治现象中的本质，即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无论反映在经济领域或政治领域，都表现为权威、交换和说服[8]。利益导致权威是因为公共利益的存在，利益导致政治交换是因为利益的多元化，利益导致政治说服是因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冲突。如果说，政治权威的出现是因为有公共利益或保护私人利益目标的存在，那么可采用分析利益目标的方式来分析政治权威；同理，可以分别采用利益主体、利益分配机制的方式来分析政治交换规则，用利益观念等来分析政治说服。于是形成了利益分析政治现象的基本元素：利益主体分析、利益目标分析、利益观念分析、利益分配机制分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