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政治职位看做是“权利”还是“责任”，似乎是划分古典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思想的一个标志。近代自由主义提出“两种自由”的观点，目的之一就是把政治主要定位为所有人的“权利”来保障。至于“责任”，则遇到怀疑，认为它容易掩盖政治的利益冲突和分配的本质，而且导向过分热心政治的“积极自由”。本文用比较法探讨中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中的责任意识，对于政治责任思想重新进行反思，并指出它在现代政治中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 “义不容辞”——古典政治哲学中的责任意识可以用这句话概括。这句话看上去是在表述“积极自由”的热心，但是仔细分析表明，并非如此。它也可以表示并不热心或勉强为之——因为是义务或责任。为什么古典政治中会有“不热心”但又因义务而勉强承担的因素？这与古典政治哲学家的“大序”思想分不开。 柏拉图多次谈到：真正认识到宇宙真理的人最适合当政，但是麻烦的是他们最不愿意从政。柏拉图对于纯粹数学、纯粹逻辑、纯粹科学和哲学的系统爱好使他更容易感受到超出政治生活、完全贡献于“真理本身”的责任的压力[1]。因此，领导人最不想从政的国家又是最好的国家。“在凡是被定为统治者的人最不热心权力的城邦里必定有最善最稳定的管理。”[2](280)然而，“合意的城邦是指的我们在理论中建立起来的那个城邦。那个理想中的城邦，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3](386)。现实中的城邦总是存有缺陷而需要改进和管理的地方，所以要用“责任”和“义务”的名义逼迫他们从政。“因为我们是在向正义的人提出正义的要求。他们担任公职一定是把它当做一种义不容辞的事情看待的。”[2](280)“我们强迫他们关心和保护其他公民的主张也是公正的。”[2](279) 这里的意义是：政治领导人不应把政治职位或权力当成牟取私利好处的手段，而应当成服务的方式。这是柏拉图与色拉西马库斯论战的核心意义所在。柏拉图以共同体为本体，因此以“技艺论”的眼光看人与人的关系。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从个人的缺乏性、非自足性入手，推导出建立“互助团体”亦即城邦——社会——国家的必要。这自然会导向有机分工的思想。一个社会需要不同的技艺，每一种技艺都能够发挥到最佳，这就是“优秀”或“德性”，是希腊人所追求的自己“本性”的最佳发挥和实现。各种技艺或专业就其本质来说，只能在最佳的服务他人中实现自己的最大的“好”。医术之高明恰恰是医好病人；最高明的鞋匠做的鞋是别人穿的。从“技艺”观看问题，政治权力必然是责任而不是“权利”或对自己的好处。政治家这种专业也是以最佳的服务他人的真正之“好”为自己的使命。政治也是一种“技艺”，它的功能类似于牧羊，牧羊的极致境界当然是羊的膘肥体壮而不是伤害羊。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持有不同技艺的人只有根据不同的天性进行专业分工，专心于本行，才能更好地相互服务，从而实现创建社会——国家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也以整体一国家为思考的本位，这使他也必然主要从国家的“好”（幸福）出发考虑分配政治职位问题”[3](367)。这么一来，他就不把政治权力看成是个人的“利益”或“好处”，而是对于国家的责任、服务或贡献。所以他的“分配正义”是“应得”观而非“权利”观，分配正义在于谁能对于国家的功能需要做出最合宜的贡献，谁就应当得到相应的权力。由于一个国家需要各方面的德性如活力、稳重、智慧，所以能够分别对它们做出贡献的阶级就应当得到相应的不同政治权力：“政治权利的分配必须以人们对于构成城邦要素的贡献的大小为依据。所以，只有人们的具有门望（优良血统）、自由身份或财富，才可作为要求官职和荣誉（名位）的理由。”“除了财富和自由之外，正义的品德和军人的习性（勇毅）也是不可缺少的要素；人们倘使要共处于一个城邦之中，就应该个个具有这些要素。前两个要素为城邦所由存在的条件，后两个要素则为城邦所企求并获至优良生活的条件。”[3](150) 二 儒家也讲“义不容辞”。儒家政治哲学的“责任”特点，已经有不少学者看到。比如钱穆说道：“中国人讲政治，一向看重在职责。只论政府该做些什么事？它的责任该是些什么？它尽了职没有？而并不讲主权在哪里。主权的背后，则是一种自由意志……这是权利，而非道义。若不论主权而论职责，职责所在，应有尽力履行之道义，便无所谓自由。这是双方政治思想上的一绝大的歧异。”[4]再如，余英时也曾说：“在中国人伦关系中，义务是第一序的概念，‘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都是义务概念的具体表现。尽了义务之后才能谈到权利。”[5] 但是，初看上去，与希腊古典哲学相比起来，儒家是“热心”的、“积极的”，以至于遭到时人的讽刺。《论语》中就不无幽默地讲到，孔子在说是否出仕的问题时，急不可待地说：当然出仕！“吾岂匏瓜也哉？岂能系而不食？”[6](193)孔子在政治生活中多次遭受挫折，被退隐学派训斥为贪念权位和不知危险：“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采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尔！”[6](200)（柏拉图在远赴叙拉古从政企图遭到惨败逃回雅典之后，应当也听到不少人如犬儒派类似的嘲讽之“歌”） 儒家把政治权力当成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是一个精英取向的哲学，人们对于精英的期望值很高，而精英对于自己的“任”或责任也有很强的意识：“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6](109)“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6](109)孔子在《春秋》中只责贤者而不责小人，这是因为社会风尚的好坏，责任在有德之君子和贤者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