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方法论在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论作为政治学的“器”，直接决定着政治学体系是否完善，政治学解决实际问题的功能能否发挥。自政治学科恢复和发展以来，展开政治学方法论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广泛的重视。但是由于诸种因素，当前我国政治学方法论研究总体说来还比较落后。这种状况直接制约了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科的发展，削弱了政治学解决诸多跨世纪中国政治实践问题的作用和功效。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仅仅看到方法论研究的本身，满足于具体的某个方法的借鉴与创新，而应从整体上把握政治方法论研究。 一、研究现状与问题 政治学方法论的研究，目前国内学者还没有专著，故我们的介绍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方法论、译著或台湾学者的著作。1、国内见之的书目主要有《政治学：范围与方法》（美，艾伦·C.艾萨克），《政治学研究方法》（美，贝蒂·H.齐斯克）、《政治学方法研究专辑》（台，郭秋永）、《政治学方法论》（台，吕亚力）等。2、国内有关政治学原理的著作，其中大多数著作没有专章、专节关于研究方法的论述，但从全书的内容、结构中可观察出其核心研究方法——阶级分析方法[①]，也有著作专节论述政治学方法论的《政治学基础》（王浦劬主编，北大出版社），该书专节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政治学两大类研究方法，并在本书中力图将马克思主义的利益分析方法作为核心贯彻始终。3、我国政治学者有关的论文又分为三类：一是具体在就某一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和剖析[②]；二是从总体上就政治学方法论或其基本方面进行论述[③]；三是学者们在探索“政治本质”这一理论问题中，提出从新的角度研究“政治”所反映或涉及到的方法论上的研究，较典型的有“经济政治”分析法[④]。 根据上面介绍，我们可以把目前政治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总结为如下四方面：1、详细介绍了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渊源、流派及其发展，尤其系统阐述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各种方法——既有分析体系方法，又有技术性方法。这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方法论提供了借鉴或参考背景；同时提醒我们注意政治学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及其它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相互渗透，又相互区别的关系，既要看到学科间整合趋势，又要注意学科的独立性。2、论证了政治学方法论在其学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问题。这一点，看来已引起了人们日益广泛的重视。“在学术上，政治学的基础性理论研究，尤其是对政治学方法论的研究，十分薄弱，这种局面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政治学的发展”[⑤]，要求我们从改革开放的实践角度，注重政治学方法论的研究。3、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为核心。以阶级或阶级关系为政治学核心范畴，认为阶级分析方法应是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的核心。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有较大部分学者在其方法论研究中，赞成或反映出这一点。4、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导下，开始尝试用新的角度探寻政治学方法论体系改造，不再坚持阶级分析方法为政治学方法论的灵魂，而视其为一般层次上的研究方法。做这种转变和思考的有利益及政治权利角度分析方法，经济政治角度研究方法。[⑥] 应该说，这些年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政治学方法论的研究有了一些成绩，但仔细分析，可以说这方面的研究仍然落后、问题较多。 第一，对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介绍的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地加以分析、吸收不够。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通常可分为传统的和现代的两大类[⑦]。传统的主要包括哲学方法、历史研究方法、机构制度研究方法；现代研究方法主要有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有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系统分析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但是，这些研究方法或“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⑧]，这主要反映在传统研究方法上。同样，现代研究方法或夸大了某个研究角度和研究对象对政治研究的意义，具有很大表面性，或“由于方法本身带有的唯心色彩，使政治研究也带有唯心主义的胎记”[⑨]。因此，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去一一检验，方能为我所用，而目前正是这方面我们的工作比较薄弱。 第二，探索科学的政治学方法论体系时，在注重与我国的时代特色相结合的方面还较欠缺。我们研究政治学方法论，是为了更好地展开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研究服务的，否则我们的学术研究就没有意义。我国的时代特色是什么？归纳起来无外乎两大命题：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最大矛盾使阶级斗争让位于经济建设成为我们工作重心，是历史经验给我们的理性选择。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政治学理应有其变化，笔者认为凡涉及由经济建设所反映出的社会整体利益问题，政治学都应该关注。可是在“传统”政治学下，“阶级政治”面对时代的挤兑日趋狭隘，原有的以阶级分析为核心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也日渐容纳不了当前诸多政治实践问题，如效率与公平、所有制结构调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等问题。这些由于方法论研究脱离时代特色所带来的问题，最终也只能在结合时代特色中，找到较合理的答案。 第三，在注重使方法论体系研究如何具有政治学科特点的问题上，我们的工作有待深入。首先，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层次的方法论混同于政治学科的方法论。政治学的方法应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但后者并非直接对应为前者。无疑，政治学的方法论应属于较低的层次。因此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历史比较分析法——这些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研究方法，应注意到其同样也适用于社会学、法学等其它学科。为此，要求我们应结合政治学科的特点，仔细研究这些方法在政治学方法论体系中的范围、转换形式、地位及内涵。其次，在引用或移植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时，对其在政治学研究中的效用范围界定不清楚。随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学科间整合日渐明显，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如系统论、实验控制法，人文科学倡导的对人的心理研究，逐渐被引入政治学方法论体系，但是政治学的科学性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面对如何解决事实与价值，或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的关系问题，这些被引进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就有了很大局限，如系统论在政治研究中就难以确定系统边界。同时，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致力于解释政治实践者的意图，但在如何对待人的意图与客观现象间的关系问题时，它同样有偏颇。因此，简单搬用是不行的，必须抓住政治学科特点，多些“拿来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