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D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20)04-0015-07 [DOI]10.19649/j.cnki.cn22-1009/d.2020.04.003 一、引言 全球化概念的诞生及历史演化，都没有完全脱离资本文明的话语视野。换言之，精确意义的全球化概念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里斯本小组”在《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一书中更是赋予当代全球化以资本主义的新特质，“经济全球化似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它把决定全世界千百万人命运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决策权力和统治权力都交给了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和工业网络系统”[1]4,5。这一观点将全球化同时理解为全球治理权力的生成进程，即跨国资本和生产体系的全球治理权力的生成过程。资本扩张赋予了全球化以利益博弈的动力，并成为解释全球治理的重要理论工具。长期以来，贸易自由主义、市场全球化、民主主义以及全球一体化等政策议题和话语主导权都掌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资本文明不仅仅只对全球化赋予了意识形态性，还历史性地构造起与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的全球治理体系。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特别指出资本主义在垄断阶段的帝国主义性质，在生产集中和垄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金融资本取代一般资本居于统治地位，成为主导国内和国际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力量。[2]644全球治理意味着治理因素从一国范围向世界范围的拓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另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政治经济制度体系的空间拓展。在逐步瓦解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美国冷战对峙的“二元全球化”的意义上，“民主化”潮流成为这一时期全球化的重要面向，全球化新秩序将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向全世界推广普及并获得一种全球治理意义。 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英国脱欧、欧洲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潮流不绝于耳，特别是超级大国美国单方面破坏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行动准则，不断挑起反全球化的贸易事端和争议行为，加剧了逆全球化潮流的不良后果。从全球治理角度看，逆全球化潮流表征了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治理与全球化趋势的不匹配性问题，致使其滑向采取阻碍全球化的保护主义策略。对逆全球化潮流的理论审思应该回溯到资本文明向度中，即从资本文明化的三个向度逻辑中对逆全球化潮流做出资本文明归因。与此同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必将引领全球治理走出并超越全球治理困境，不断推进全球化向更高层次发展。一如马克思所坚持用超越性立场看待资本的文明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它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及其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3]549,550。 二、逆全球化潮流凸显全球治理困境 政治学者一般从国际秩序角度阐释全球治理的内涵，即全球治理塑造着主导全球秩序的本质，体现为对国际体系的有条理和可持续的安排。从现象上看，贸易保护主义正是破坏了全球治理规则、激化了国际秩序的风险。全球化时代将人类社会治理的议题从地区拓展到了全球范围，诸如全球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后果的破坏性武器、全球互联通讯体系等全球性事务迫切要求形成一套超越主权国家立场的全球治理机制。二战以后逐步形成了以超级大国美国及其盟友为主导的全球治理格局。尽管近些年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日益在参与全球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不能忽视和淡化全球化及其资本文明背景在当前全球治理中的“底色存在”，超级大国主导的逆全球化潮流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凸显了全球治理困境。 (一)大国霸权与全球治理责任错位 二战以后，由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构造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理念的多边经济制度，并成为此后主导全球化的核心理念。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构造金融、外汇和贸易的自由化国际机制，借助推动贸易全球化和生产全球化攫取了全球化发展的大部分红利。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逆全球化潮流却从未销声匿迹。逆全球化潮流起初只是表现为大国霸权在涉及气候、安全和武器等全球性事务中的逃避态度，后来则慢慢延伸至金融贸易以及高科技生产领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霸权国家在参与贸易谈判、气候谈判等全球性事务治理中无视全人类福祉和他国利益关切，推卸责任、逃避问题，致使全球治理的难度和风险激增。大国霸权的存在表明了借由全球化产生的全球治理并未实现对个体理性的超越，全球化张力对民族国家理性的限制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大国霸权反映出在既定的概念体系下，全球治理并不能完全满足其概念设定的普适性要求，即在当下全球治理现状并不完全是以促进世界范围内全人类共同福祉为价值诉求；全球治理也无法回避与主权国家就地区治理的单边行动之间的竞争性关系。霸权稳定理论旨在说明国内政治结构对国际政治经济活动的影响[4]22,29，指出霸权国家依照其金融资本、技术优势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优势地位易于通过自身经济政治行动影响全球治理的发展。就这一点而言，全球治理是否如有些学者所言是“美国主导的霸权治理模式在诸多领域中的应用”[5]尚未可知，但毋庸置疑的是存在着全球治理理念预设的脆弱性以及主权国家的责任错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