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21(2006)04-0065-03 一、马克思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思想 （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决定国家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私人利益的体系”或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它包括了处在政治国家之外的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虽然承认个人是市民社会活动的基础，但是又超越了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看作是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和交往关系的代名词，是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恩格斯指出，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和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了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因此，“绝不是国家决定和制约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1]196 （二）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基本路径 1、国家控制社会 国家是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170可见，作为为社会服务的工具和手段的国家，变成了统治阶级控制社会的工具。这种控制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使社会的发展处于萎缩状态。 2、社会脱离国家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政治国家与社会的经济活动越来越走向分离。资产阶级不允许国家干预他们的私人利益，资产者赋予国家权力的多少只限于为保证他们的安全和维持竞争所必需的范围内。社会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使社会经济逐渐摆脱政治的强制走向独立。 3、国家回归社会 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阶级的消灭，国家将自行消亡，这一消亡过程就是国家回归社会的过程。国家的消亡就意味着国家的政治职能失去存在的意义，国家成为一种社会管理机构，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 二、我国国家控制社会——社会 脱离国家这两个发展时期的特殊性 如果除去中国的非正常发展时期如战争、半殖民地时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封建帝国时期，国家控制社会。这一时期，国家与社会之外起作用的第三方力量是家族。这表现为中央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零和博弈和社会半失控状态并存。 此外，由于地方家族势力强盛，使中央集权的控制力减弱，几千年都是“皇权不下县，县下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出于伦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家族国家与家族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家国同构，使得国家与社会获得了一体化，家族或准家族的力量左右着国家和社会。由于家族之间的壁垒，家族国家与家族社会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和不平衡关系，这一时期我们称之为家国同构不平衡模式。 第二个时期，满清覆灭至建国前时期，国家控制社会。但是，外部压迫和国家的对外妥协，加剧了国家与社会的对抗，致使内忧外患，战乱不断，国力疲弱，社会基本处于失控状态。[2]国家与社会之外起作用的第三方力量是家族、政党以及从属于家族或政党的军队。四大家族对国家的严密控制昭示了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家国同构与党国同构相互重叠。这种重叠模式建立在国家与社会严重对立和冲突、社会不断反抗国家的基础上，这一时期我们称之为从家国同构向党国同构过渡中的重叠模式。 第三个时期，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控制社会。国家与社会之外起作用的第三方力量是政党。自新中国成立到中国改革开放前，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表现在两个方面：党和国家的一体化、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在这两个一体化的形成中，共产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国家力量深入到农村，共产党的支部建立在村上，牢牢地控制了社会的最基层。这样共产党通过数以百万计的基层党组织，使政治体系与社会基层贯穿着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国家承担了社会职能（如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承担了国家职能（如全民皆兵）。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国家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大大超过了前两个时期。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党的绝对一元化领导，共产党作为惟一的执政党掌握着一切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意识形态实行全面控制。 第四个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时期，社会与国家相对分离。国家与社会之外起作用的第三方力量是市场。中国改革开放后，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党政分开方面，党不再代替政府作为直接的行政管理机关，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对国家的领导不是简单的行政领导，而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在政企分开方面，政府不直接管理企业，企业完全从行政系统分离出来，国有企业转变所有制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经营从过去的找市长转变为找市场。这种社会脱离国家的国家、社会二元化的过程，是实施党的政策，通过市场经济的驱动来实现的。在这一时期，社会摆脱国家控制，还不可能实现马克思说的国家回归社会，也不同于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社会二元化，而是寻求国家与社会二者互动中的和谐。这一时期我们称之为政党领导下的国家与社会和谐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