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有的理论文献中，城市化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学者们简单化地处理了，要么被置于“现代化”这个大“口袋”里，要么被当作工业化的一个手段或结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城市化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社会现象与研究对象来对待。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所改观，社会科学家们推动了城市化研究的学科化发展：出现了众多交叉学科，如城市政治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生态学等；大量学术成果与专业期刊纷纷问世；大学普遍为学生开设相关课程，研究型大学还成立相应的研究机构。如今，城市在国家与地区事务中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城市与城市化研究也吸引了更多关注。 关于政治不稳定的研究在城市化研究中占据着中心位置。这与两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密不可分：首先，政治不稳定不仅仅会造成局部或全国性的混乱，更重要的是，许多政权的垮台就直接根源于社会不稳定，如革命、叛乱、内战、军事政变等；其次，政治不稳定的演变与城市化之间在很多时候是一种共生关系，存在着很强的关联性。相关研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即是城市化为什么会带来政治不稳定，或者政治不稳定为什么更容易发生在城市化过程中。已有的文献倾向于从三种路径——城市偏向、城市主义和政治排斥——来解释城市化与政治不稳定之间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这三种解释路径体现了城市化研究的跨学科特征，特别是在方法论的运用上。 关于城市化与政治不稳定关系的文本研究向中国学者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经验问题，即在中国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中为什么没有出现持久的政治不稳定?对于中国的例外现象，我们能否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找到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呢? 一、三种解释路径 各种关于城市化与政治不稳定之间因果联系的探讨都基于一个共同的假设，那就是，城市与农村相比，对于政治统治来说，其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更高，这种假设也已经被经验所证实，对此，已有的研究可大体归为三种解释路径。 (一)城市偏向 罗伯特·贝兹对中部非洲的长期研究为发展经济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为理解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与政治不稳定的因果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贝兹在研究中发现，当地政府普遍采取“以牺牲农民利益来确保城市利益”的政策，强制干预农业市场。政府干预农业市场的手法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形成鲜明对比：一方面，政府强制压低农产品的价格，低价出售给城市居民；另一方面，政府向农产品加工企业提供补贴，维持城市人口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①。这就是著名的“城市偏向”(urban bias)政策。“城市偏向”政策的目的很明显：一是通过操纵市场、控制农业，将农民维持在一种贫穷的状态，从而削弱他们挑战政权的能力；二是采取收买的办法，实行低物价、高补贴，在城市人口特别是特权阶层中获得政治支持。这种政策带有明显的掠夺性，农民遭受的经济剥削常常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反抗。 “城市偏向”的政策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制造了严重的不平等，农村人口的经济机会急剧减少，结果，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增加了城市人口的密度。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又反过来使城市成为不稳定的政治舞台。这是因为：(1)城市人口更容易接近权力中心；(2)人口聚集、信息流动更容易制造集体抗议；(3)大城市大多存在穷人聚集的贫民窟，这些贫民窟相较于其他社区犯罪率更高，是滋生骚乱的重要土壤；(4)在城市中容易形成诸如环境、人权等焦点议题②。因此，从长期来看，“城市偏向”的政策违背了国家的初始目标，反而使更多的农村人口来到城市寻找生存的机会，他们的流动不仅对农村的发展造成困境，在城市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采取“城市偏向”政策时，其政策效应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如拉丁美洲国家)。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把制造贫困作为政治统治的一个策略，而是在城市人口或农村人口中竭力维持平均主义的工资待遇和福利政策。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不平等导致政治不满的程度，从而也减少了人们表达不满的机会。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社会控制的能力，这也涉及下文讨论的“城市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以及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正因为如此，“城市偏向”政策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秩序的冲击，相对而言要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③。 (二)城市主义 城市主义是城市社会学定义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指的是城市居民彼此之间建立起特定的关系，或者是在城市人口中形成特定的生活方式④。城市主义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在发达国家，学者和政府提倡城市主义的生活方式，因为城市主义意味着人际交往(和互动机制)的高密度与多样化，能够形成强社会关系网络，人们的独立性增强，从而有利于创造力的发展⑤。中心城区的衰落、贫富差距的加剧，以及由居住空间固化而带来的阶级再生产等问题，在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中导致了底层边缘化、阶级隔阂、种族冲突以及居高不下的犯罪率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城市主义可以说是城市治理的积极资源。 不同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往往从有利于统治的角度考虑问题，希望控制甚至遏制城市主义的发展，因为尽管城市主义能够培育出有利于城市问题治理的社会资本，但不论是观念形态、关系形态还是组织形态的城市主义，在一定条件下都会被集体抗议所利用，制造政治不稳定。一旦社会资本演变为一种组织网络之后，集体行动的能力也会随之提高。在发展中国家，正是这些网络关系成为抗议动员的重要资源⑥。社会运动的研究者强调资源动员的重要性，正反映了城市主义在社会秩序维持方面的另一副面孔。社会运动的周期性爆发离不开人际的频繁互动，离不开城市人口享有的闲暇时间，离不开公共价值观的发酵⑦。正式或非正式关系网络的发展会降低城市人口从事集体抗议的风险，同时，也会使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成为可能。在民主化过程中，推动政治转型的社会力量几乎无一例外地与城市主义密切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