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拯救政治思想史

作 者:

作者简介:
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中国政治学

内容提要:

09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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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政治学是一柄可以左右挥舞的宝剑:对理论性研究,历史政治学呼吁其重视历史;对历史性研究,则呼吁其重视理论的运用和构建。顾名思义,政治思想史研究政治思想的历史,但也许是因为观念世界太诱人了,这方面的研究经常陷入思想者所构造之观念世界中而遗忘了历史地展开之现实世界,知识界和公众又常把思想史误当作社会政治的历史,并以构建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笔者呼吁以历史拯救思想史,意谓重视思想赖以发生的社会政治历史,尤其是中国学者极有必要以西方的社会政治历史观照、反思和突破过去一百多年来西方人所构建的思想史叙事,同时更为公正地对待包括中国在内人类各文明与国家在漫长历史上进行的政治思考,走向“世界政治思想史”的建构。

       一 思想史叙事的西方中心主义

       我首先想讨论一下与思想史有关的两种常见谬误。第一种是思想史叙事的西方中心主义。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西方人在过去数百年间构建了具有中心—外围结构的现代世界体系,各文明和国家被放置在文明—野蛮的等级谱系之中,西方是文明的,居于中心,其思想学术得以世界化成为普遍的知识体系,笼罩所有国家,当然包括中国。西方学者也强势地塑造了关于其自身和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主流思想史叙事,至少有三个显著特征。

       第一,西方哲人被构建为人类的主要思想者,其思想发展脉络构成人类思想演进之主线;在世界历史的每个时代,西方思想都是同时代人类思考之典范;西方哲人的思考还呈现为连续进化的历史过程,仿佛从古希腊世界线性进化到当代美国,历史将终结于此——当年福山正是这样宣告的。

       西方思想史书写者的这种自信或曰自负,清楚地体现在其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史著作的题名之中:萨拜因之书题为《政治学说史》,其实只是西方的政治学说史;列奥·施特劳斯之书题为《政治哲学史》,其实只是西方的政治哲学史;沃格林之书题为《政治观念史稿》,其实只是西方的政治观念史。“命名就是权力”,对一种地方性政治思想史命以普遍之名,这就是知识的霸权。

       第二,西方思想史叙事对其历史上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文明化过滤。任何文明、国家的历史演变都是高度复杂的,西方各时代哲人们的思想中难免野蛮、愚蠢,比如差不多所有西方伟大的思想家都曾为奴隶制辩护,或为其对异族的征服、殖民辩护,或为种族等级制辩护。这让现代西方人有点难堪,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已经站在文明巅峰上,且这个文明是从古代进化而来。于是,他们回过头来对自己的思想史进行了一番文明化过滤,滤掉了那些以现代目光看来比较野蛮的部分。

       这种过滤覆盖了古今思想,萨义德引述一位学者的话说:“哲学家在讨论洛克、休谟和经验论时不会考虑这些经典作家的‘哲学’与其种族理论、为奴隶制辩护的理论、殖民扩张理论之间所存在的明显联系。当代学术研究正是以这种冠冕堂皇的方式保持其所谓的纯洁性的。”①杨光斌也指出:“读密尔的《论自由》《代议制政府》《英属印度史》《论社会主义》,会发现密尔绝不是中国流行观念中的密尔,他不但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还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甚至还有社会主义的情愫。”②当然,西方人建构的思想史在叙述美国建国者思想时也强调其自由、平等价值或共和思想、联邦思想,而忽视其对黑人奴隶制的辩护、其对印第安人的残忍。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思想人物基本上是被后人做过美容手术的。

       第三,反过来,主流思想史叙事对非西方思想进行了萨义德所说的“东方化”处理。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文明的政治思想被描述为“停滞的”,在政治上倾向于专制,其格局是封闭的,也没有普遍意义;进入现代,这些政治思想面对西方思想冲击则是完全被动的,只能学习、模仿西方思想。既然如此,非西方思想就没有多大研究价值,被西方主流的思想史叙事所忽略。

       最可异者,中国学界也普遍接受了这套歧视性的思想史叙事范式,甚至更进一步,利用其占有材料的优势,对中国政治思想进行深度的“自我东方化”处理。比如,从胡适开始,萧公权、冯友兰等人的思想史或哲学史论述都自行阉割了中国思想之源头,撇开五经不论,直接从子学开始。目前政治思想史学界影响颇大的一派,也以专制、王权主义概括几千年的中国政治思想。

       这种“东方化”的政治思想史叙事等于判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以死刑,中国政治思想与现代生活和政治完全不相干,当然没有资格参与中国当下政治思想之创发;它们甚至对现代政治的形成、发展构成巨大障碍,应当予以清除。很多中国学者确实相信,中国人应当腾空自己的头脑,全盘填入西方的政治思想。反过来,西方思想却被视为线性进化的,他们要求中国人不仅要全盘接受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还要认真学习古代的,甚至中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十分怪异的现象:在中国的学院政治学教育体系中,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位置明显高于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者经常自觉地进行政治思考,参与当下政治论辩,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却自甘于“整理国故”,这个学科也就逐渐面临生存危机。

       与思想史有关的第二种谬误是,人们常以上述被建构的思想史想象西方或中国的社会政治的历史,历史被高度意识形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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