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主要想讲两个问题：一是历史视野的引入和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尴尬处境；二是政治思想史研究本身的危机和出路。 在具体展开之前先讲两个个人的经历，来说明政治思想史研究面临的危机。一个事情发生于2019年12月，我们在清华大学开会，当时李石老师和我坐在一起。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李石老师讲的一句话对我触动很大，她说：我们做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何在？作为研究者，我们感受到一种意义危机。另一个事情发生在前几年，我自己的一个学生，以前是任锋老师的硕士，是做宋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他本来博士论文的选题都定好了，有一天突然跟我说，想转做实证研究。理由是，他感受到非常强大的现实压力——找工作、发文章，做思想史不仅发文章难，工作也不好找，而做实证研究，这两个问题相对来说更容易解决。 但这两方面的危机感还不是今天要谈的重点，因为它们与今天的会议主题——历史政治学——还不是直接相关，这两方面的危机感更多来源于政治思想史研究本身。与历史政治学相关的问题是，政治思想史研究能否回应历史政治学试图解决的问题。 2019年，当人大提出历史政治学的时候，我和刘训练老师打过一个很长时间的电话。训练说，我们政治思想史不是历史研究吗？我们从来没缺席过。我想，政治思想史确实从来没有缺席过，而且人大在政治思想史方面的实力很强，那为什么还要专门提历史政治学？我自己的基本判断是，我们既有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解决不了现在历史政治学要解决的问题，满足不了它的要求。为什么呢？这就涉及我们下面要讲的问题：政治学研究的历史视野与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尴尬处境。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为什么要在政治学研究中引入历史视野，其目标是什么？其二是政治思想史研究可以为历史政治学做什么？ 为什么要在政治学研究中引入历史视野？我想有两个背景：第一个背景就是刚才杨光斌老师和姚中秋老师提到的所谓中心—边缘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的总体格局中处于边缘地位，我们一直是作为理论的消费者，而不是理论的生产者参与政治知识的生产，习惯于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无论在民国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受美国政治学的影响都非常大。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学学科的恢复，我们一直以美国政治学为模板来进行学科建设，抱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态度，觉得把他们的那一套知识学过来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到了2000年以后，尤其是近十多年，我们突然发现不行了，发现这种想法太天真了，以美国为代表的政治学理论解释不了中国。由此，引出了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范式转换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了历史政治学的口号，希望将目光拉回到中国，通过对中国自身历史的梳理，从中提炼出能够用来解释中国政治现实的理论。我们要重新构建概念和理论，通过发现新的概念和新的理论，更好地理解中国，同时也更好地参与国际学术对话。而重新构建概念和理论的资源就蕴藏在历史之中。其实，这也符合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西方政治学的理论也是基于它们自身的历史或者通过不同地区的历史的比较中提炼出来的。例如，马克斯·韦伯就是基于近代西欧的历史经验，提炼出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动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 这是第一个背景，中心—边缘的结构决定了我们目前处于政治学学科转型的关键节点上，历史政治学的提出是为了完成这样一个范式转换的任务。 第二个背景则是中国政治学学科内部的结构性调整。自改革开放后政治学恢复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学的主力是规范政治理论，更准确地讲，是政治思想史研究。但是，最近十多年，政治学内部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经验政治科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各个学校都在大力引进从事量化研究的人才。就像过去几十年的欧洲政治学一样，这种科学化的倾向在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美国化，因为从欧洲政治学来讲，他们对这种科学化的倾向是有抵触情绪的。当年英国政治学会成立之时，学会的创办者有意不用“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这个字眼，而是用的“政治学研究”(Political Studies)，并一直沿用至今。①对这种美国化的倾向，我们还是应该警醒。这不是说加强政治科学不对，而是说政治学的美国模式远非完美。美国人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2000年在美国出现“改革先生”(Mr.Perestroika)运动，就是美国政治学学科内部的一场自我革新运动，其诉求之一就是反对过分的量化研究，强调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他们也要求引入历史维度，在他们看来，真正能够代表政治学特色的，其实不是量化研究，而是以西达·斯考切波等人为代表的比较—历史分析。② 这是第二个背景，中国政治学学科内部的结构性调整，我们希望在强化政治科学的同时，避免政治学的美国化可能带来的弊端。通过引入历史维度，建设一个更加平衡、更加健康的学科生态。 那么，引入历史视野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呢？我很赞同杨光斌老师刚才的讲法，肯定不是去做历史研究。尽管我们要引入历史视野，但我们不是要去考证历史史实，而是希望基于历史经验，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经验政治理论，这是历史政治学的雄心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政治学想做的，其实是在比较政治学的意义上提炼具有普遍性的经验政治理论，这一任务不仅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完成不了，甚至传统的政治史或政治制度史研究也完成不了。这是为什么我说历史视野的引入不仅没有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带来春天，相反会使它处于非常尴尬的处境。思想史确实一直没有缺席，但是它无力回应历史政治学所肩负的使命和任务。因为历史政治学的出现其实是在经验政治科学的推动下发生的，它要提炼的是经验政治理论，而不是规范政治理论，这就决定了政治思想史研究在这一过程中的尴尬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