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21)06-0005-0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的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1]经历了5000多年风雨的洗礼沉淀，疆域、人口、民族、历史等基本的国家要素，形成中华民族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基本制度和基本方法，历久弥新。这里，我们从思想理念、制度安排和方法运用三个方面，对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系统结构进行分析。 一、古代中国治理的思想理念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最基本的哲学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母题，也是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最高理念。“天人合一”是宇宙本体论，是世界观。对此，古代先哲提出若干思想，如天人同构、天人同根、天人感应、天人相通，等等。同时，“天人合一”还是一种伦理观、道德观、生态观、治理观。人要顺应天道，天道与人道合一，天道之规律性与人事之目的性和合统一，人便能“参天地”“赞化育”，达到“中和”的至高境界。皇帝诏书开头便讲“奉天承运”，这四个字寓意深远，揭示了皇权的来源——君权神授，皇权的合法性——朕即法律，皇帝的责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宣告了皇帝意志的不可抗拒性。 古代中国治理的理想和目标是什么呢？“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礼记·礼运·大同》描述了这个理想社会：财产公有，天下一家，有衣同穿，有饭同食，合理分工，选贤与能，安详和谐。这个美丽的憧憬，发端于商朝和西周时期，至春秋战国，儒道墨等各家对此多有论述，奠定了中国人大同理想的基本内涵。秦汉以降，大同思想绵延不断，历次农民战争立为纲领旗帜，如陈胜、吴广的“太平”思想，李自成“等贵贱、均贫富”的要求，太平天国“天下一家”的新世界。知识分子在愤世嫉俗的同时，也表达出对大同社会的向往，东晋诗人陶渊明刻画了一幅与世隔绝的人间乐土——桃花源。清末思想家康有为著《大同书》，系统设计了一个大同世界。大同世界的理念穿风越雨，成为中国人心中不灭的追求，直至今天。 “民惟邦本”。《尚书》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在民神关系上，强调民是神的主宰，神也要听民的意见，“夫民，神之主也。”(《左传·季梁谏追楚师》)在民君关系上，强调民是国君的根本，失去民国君也就不存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在民官关系上，强调官要忧民，为民，“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贾谊《新书·大政》)在经济上要宽以养民，轻徭薄赋，“制民之产”(《孟子》)。政治上要顺民，得民，“民勇者战胜，民不勇战败。”(《商君书·画策》)文化上要教民，养民，“慎独”“自行”“改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司法上要慎刑、恤民，等等。历朝历代草菅人命、残害百姓之事屡有发生，但是在治理者的观念中，人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在“家天下”的制度安排里，皇帝把人民称为子民，人民宛若皇权大家庭的子孙后代。 “以仁治国”。仁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指人的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做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把“仁”的原则运用于国家治理就形成“仁政”主张。仁政以人性善为哲学依据，孟子认为，人天生具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心的道德表现是四德，即仁、义、礼、智。因此社会的治理只靠法律与刑政是远远不够的，“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重要的是施以仁德之治，把人内在的善性、“四心”激发出来，使“四德”充沛于社会活动和人群关系中。人与人之间亲善和睦，相互克制谅解，相互扶助友爱，从而形成和谐统一安定的社会环境。 “尚贤使能”。西周分封制下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度。这种血亲贵族政治，不可避免地形成社会板结和腐败现象。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提出“政在选贤”，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的思想主张像一股清风吹入政坛，为各派思想家及政治家所推崇。不拘出身，唯贤是举，打破世袭，拔擢下者，以德定次，量能授官，外不避仇，内不避亲。齐国设稷下学宫，广览天下英才；秦王嬴政重用李斯、王翦等能臣干将，最终一统六国。贤能政治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逐渐通过制度建设将其固定下来，并不断完善丰富。 “无为而治”。“无为”不是不作为，而是不妄为，要顺自然之道，顺天地之道，不改变事物自然而然的本性，不悖逆人类本性，顺其自然而治理。“无为”，不以私心办理公事、假公济私，而是以公心面对公事，以天下为公之心治理天下。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最为推崇“无为而治”，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道经第二十五章)庄子曰，“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庄子·外篇·天道》)周武王伐纣之后，放马南山，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汉初轻徭薄赋，出现“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无为而治，强调了顺应自然的客观性，同时亦带有自胜者强的意味，并非贬低人的主体能动性，相反倒是给了普罗大众以顺应天性自由发展的一定空间。 “重义轻利”。重义轻利，是古代中国为人的行为的正当性所设的一把标尺。人是趋利避害的欲望动物，人又是有精神道义追求的理性动物，利与义是人的活动中的一对基本矛盾。中国古代思想家，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荀子，汉代董仲舒，到宋以降二程、朱熹等，儒家都主张把道义放在功利之上，并以此作为人的行为的最高价值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无论是君子个体，还是国家整体，均以义为上。明代陆九渊受朱熹之邀到白鹿洞做关于义利的演讲，他说，“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其得不谓之君子乎？”(《陆九渊集》)陆九渊的演讲令在座的人为之动容。以义为志，胸怀天下，为国为民，尽心尽力，则可治国安民，为几千年来中国治国理政的基本共识。强调义，并非不要利，合乎道义的利，也是义。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要求利不背义。可见，古代中国的治理理念有着鲜明的伦理趋向，引导社会向着一个和谐安定的形态去塑造、去建构。在此价值导向下，如何使经济快速发展百姓富足，则难登庙堂，基本不在当朝者的视野之内。
